习仲勋(1913—2002 )陕西渭南市富平县人。

●习仲勋是怎样处理突发事件的

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时间虽然不长，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在这样的历史关头，可以说大事、难事、突发事件不断，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最近出版的《习仲勋主政广东》一书，披露了一些习仲勋同志处理突发事件的案例。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他带领全省人民，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允许试办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取得了显著成绩。

●"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事态之猛烈、之严重，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1979年1至5月，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逃出的近3万人。1978年－1979年，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引起了中央的关注。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

1978年7月，在偷渡之风初起时，习仲勋就轻车简从，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他下车伊始，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了解实情。就是在这次考察中，在独特的中英街上，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宝安这边冷落萧条，心里感到很难受，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解放快30年了，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提高群众生活水平。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不让搞。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说办就办，不要等"，"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干，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可以说，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有对立思想；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在讨论中，习仲勋认为:"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这是不对的，要教育，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情况摸得清，看得准；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有清醒的认识。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临时变化快，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同时，在执行操作中，要不怕繁难，深入一线，随时掌握新情况、新动向，保证应对及时得当。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11月份，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

●真理标准讨论中，习仲勋先行表态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有的则捂盖子、抹泥巴。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得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习仲勋在重大关头胸怀全局、立场坚定，这在"真理标准讨论"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1978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刊登后，一石激起千层浪，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的交锋中，态度鲜明。从6月开始，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6月30日，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离开实践，理论一文不值。马列读得多，但不同实践结合，那有什么用处呢？"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在全国，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

1979年3月，习仲勋曾经谈到: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我也心有余悸。人家早给你透过风，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习仲勋的话，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在解放思想与"两个凡是"交锋胜负未分之时，如果表态不当，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地位未稳，心有余悸，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很早就作了表态，不怕再次被打倒，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

●习仲勋和他的农民朋友

在我省长武县，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习仲勋不忘患难之交，和农民朋友赤诚相待，心心相印的故事。

那是在1930年初，17岁的习仲勋为搞兵运工作，来到长武县亭口小镇。亭北街上，有个雅号叫“王大谝”的年轻人，开了个饭馆，习仲勋来到饭馆，求在饭馆当个帮工。掌柜王志轩见他一副农民打扮，便收留了他。此后，习仲勋一面在饭馆帮工，一面了解亭口国民党军备情况。不久，他又和驻军连长唐福亭拉上了富平乡党，唐还留他在军中担任见习官。此间，习仲勋又结识了亭北村开明绅士刘士荣、亭口小学校长刘警天。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成了要好朋友。1932年5月，两当兵变起义军失败后习仲勋寻找刘志丹沿游而过，长途跋涉身患重病，再次来到王志轩家。在养病期间，他白天在饭馆干活，探听红军消息，晚上和朋友谈论国家大事，讲说斗争形式和革命道理。8月间，习仲勋基本恢复健康，三朋友帮他筹集了二百块银元做盘费，让他去找刘志丹。

1949年7月，兰州解放后，习仲勋和彭德怀、贺龙等中央领导路过亭口。当时，正值雨季，黑河水猛涨，他们便下榻在亭口中心小学。下午习仲勋看望了三位挚友和乡亲们，并和贺龙一起，应朋友刘士荣之邀，品尝了当地风味小吃糜面窝窝蘸蜂糖。第二天，河水稍稍缓退，亭北村农民纷纷赶到黑河桥头送行。亭北村农民邵来胜、岳维汉、吴保生等七八个水手，赶忙脱掉外衣，要背习仲勋、彭老总和贺老总过河。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个个婉言谢绝。贺老总指着亭口的山河说：“要植树造林，引水上原，改天换地！”习仲勋也町咛道：“要听党的话，搞好变工互助，把家乡建设好。”

1950年，习仲勋的四哥（唐福亭为老大，刘士荣为二哥，刘警天为三哥，王志轩为四、习仲勋为五）王志轩，是个斗大一字不识的农民，他性格开朗，又经营过面馆，当时致富心切。习仲勋给他来信，问他需要什么？王志轩哈哈大笑后便开口直说：“家中需要盖房。”就这，习仲勋一次就给汇款600多元，帮助王志轩盖起了一座四合大院。不幸的是，后因习仲勋停职，这座四合大院于1976年毁于一旦。从此，习仲勋的四哥、党的地下交通员王志轩便一气成病，卧床不起。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习仲勋初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王志轩一家激动极了。次年春季，他和老伴及当地派出的一名医师，专程去广东。兄弟俩见面后，互抱一起，痛哭一场，各自倾诉了离别之情。由于工作繁忙，只安排了半小时的会见，临别时，习仲勋对王志轩说：“四哥来一趟不容易啊！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在这里休养治疗，看看南方的风光。”王志轩为了不打扰五弟习仲勋的工作，在广州住了七天便返回西安。后来，习仲勋还打电话，托弟弟习仲凯（当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让他照顾好老朋友，“在西安多住些日子，好好把病治治。”

习仲勋的挚友三哥刘士荣因受十年动乱之苦，去世后，他非常痛心，时常怀念。刘士荣的大女儿刘小兰，因受家庭出身影响，1964年冬，被解除民办教师职务，返回婆家务农。1980年，小兰向在广州的叔叔习仲勋写信问好，并诉说了自己的委屈。习仲勋不忘当年二哥为他革命卖田卖产，筹集盘缠之恩，托弟弟习仲凯专程赴长武，和县委书记桓志信一起，帮小恢复和安排了工作。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因岁月的流逝这些故事却成为佳话，在当地流传着，流传着……

习仲勋质疑“兴无灭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８日至４月３０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是现代化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的同时，决定在部队基层单位和广大战士中继续开展“兴无灭资”教育。５月２１日至６月２日，广州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会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习仲勋经过认真思考，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关于“兴无灭资”的提法产生了疑问。他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习仲勋说：“这个口号不那么科学，现在讲这个口号叫人难以琢磨，还是不讲好。不讲这个口号一样可以做好革命工作。”但有的常委不同意习仲勋的观点。

鉴于常委的意见分歧，习仲勋指示广州军区政治部就“兴无灭资”提法问题专电请示总政治部。６月２５日，广州军区电话请示总政。不日，总政作出明确复示：

你们６月２５日关于“兴无灭资”这个口号提法的电话请示阅悉。现答复如下：最近韦国清主任到邓副主席处请示工作，在谈到“兴无灭资”的口号时，邓副主席说，这个口号不够完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可以不提……解放军报还要继续宣传……注意不要过分。

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可能完全脱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禁锢，因而对“兴无灭资”口号的认识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但是邓小平的谈话却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一是“兴无灭资”的口号是不完全的，指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党报不再提这一口号；二是要对这一口号作出准确解释，即把反对封建思想、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三是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解放军报仍可以继续宣传，但做法要妥当，注意不要过分。

沧桑２０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兴无灭资”的口号最终被停止使用。然而首先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的曾是习仲勋却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