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商洛大云寺（二）

      大云寺把观音、文殊、普贤三位菩萨供于一殿，称“三大士殿”，这在佛寺规制上是比较别致的;这或许也是武则天的“别出心裁”。按照佛典的解释，“大士”是菩萨的统称，菩萨品位仅次于佛，而观音和文殊、普贤三菩萨，虽已达到佛的境界，由于她们立誓要普救世上一切受苦众生，方愿成佛;然世间苦难无穷无尽，他们也就只好永远屈居菩萨之位。为了彰扬这三位菩萨的功德，所以称其为“大士”，以便同一般菩萨有所区别。还有一种说法是:武则天曾改革科举制度，首开“女科取士”，她把中国最有影响的三位菩萨(观音、文殊、普贤)封为“大士”，也是为了利用民间信仰，为她这个“弥勒佛”服务。这是复修三大士像。上坐的是观音大士，两旁立的是善财童子和龙女。骑狮的是文殊大士，骑象的是普贤大士。
          这幅图叫《佛教中道图》。《佛教中道图》概括了大乘教和小乘教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要求人努力去恶从善，净化本性，改良“种子”，提升命运。如果众生都能发挥人性的光辉，众善奉行，诸恶莫做，则“娑婆国土”也就转化成“极乐世界”了。
画在大士殿的西墙上的这幅画叫《家家观世音》，它的引申又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画的内容是人生追求的10个档次:吃饭、穿衣、住房、成婚、车门、仆从、当官、当大官、做皇上、做神仙;最后神仙没做成，下了地狱。
       

        禅堂内的正壁上贴的、“禅”字，是用维修大云寺更换下来的朽木而成，它既点缀了禅堂，也含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寓意。殿堂之中，安放着20多尊木石造像，有佛陀、菩萨十天王、罗汉，还有儒家的圣人和道家的神仙。既是一个造像艺术陈列室，又可以组成一幅“谈禅图”。用以表明佛教至中国“禅宗革命”之后，形成“左儒右道”、三足鼎立的独特文化现象。这座有游廊的殿叫禅堂，是佛家僧侣参禅的地方。在大云寺设置禅堂，则是为了向游人介绍“禅文化”。禅的焚文音译为“禅那”，意译为“静虑”或“思维修”。源于古印度的瑜伽术，主要为静坐、安心、数息等方式。后被引人佛教，成为佛家僧侣求证佛果的一种基本功。
       这截茬根古树，所雕造的是菩提达摩。是他把禅学传入中国的。公元6世纪初，达摩渡海东来，会见南朝梁武帝。梁武帝是个虞信佛教却不钻研佛学的皇帝，他一见达摩便间：“我修了这么多寺院，又做了许多佛事，你看有什么功德？”达摩说：“并无功德，此但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梁武帝听了很不高兴。彼此话不投机，达摩乘一芦苇渡江，到高山少林寺“面壁而坐，终日默然，人莫之测”，历时九年，提出“理人”和“行人”的修禅方法。其内容被概括为四句话：“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不立文字，教外别传”是说佛理不等于文字，证悟本质与文字无关，经过禅师的指点，也可以参禅悟道。

      这尊手中抱书的佛，是禅宗六祖慧能，他是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他手中抱的这本书，是由他口述的《坛经》是佛教典籍中唯一一部由中国人自己写的称为“经的著作”。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并不识字。自幼丧父因家贫而未上过学，一日卖柴于市，听人读《金刚经》，听到“应无所住而生真心”一段，便有所领悟，于是设法到黄梅找五祖弘忍拜师学禅。这时跟五祖学禅的共7仍多人，有一位首席上座，名叫神秀，学通中外，为众敬仰。后来有一天，五祖宣布:要传授衣钵，叫大家陈述心得，以便选继承祖位的人。当天，神秀便在墙壁上写了一首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同学们看了都说写得好。这时慧能正在舂米，他听这首偈子便说：“美则美矣，了则未了。”有些同学便笑他：“庸流何知，勿发狂言。”于是慧能便请人代笔，在原偈旁边也写了一首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事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权衡了这两首偈语之后，将衣钵传给了慧能。慧能创立的禅宗被称为是佛教的“心法”，是佛法的画龙点睛心髓之学。不是人人都可以顿悟的，必须是具有大乘根器的人才可以顿悟。对于大多数钝人来说，参禅还得一步步来。武则天对禅也深所慕仰，她把神秀请到京师，“肩舆上殿”，“亲加跪礼，时时问道”。她还一再派人去广州邀请慧能，慧能“托病不出”，不愿进京，最后只好把慧能的“得法架装”弄到长安，“则天见传信架装来，甚喜悦，于内道场供奉”;并以“摩纳袋装一领及织五百匹”送给慧能，作为交换。大云寺的禅堂里设有禅床，是僧侣们参禅打坐、休身养性的地方，佛家行话叫“禅定”。禅定时耍姿势工确，身心放松，排除杂念，顺乎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