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在众多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思想史着作中，都被作为早期改良主义思潮代表人物之一而加以历史定位。 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郑观应也是一位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前驱；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中，郑观应又名副其实地是一位最先全面触及启蒙思潮各项基本问题的启蒙运动前驱。作为实业家，郑观应的启蒙思想酝酿、成形和发展，便具有自己亲身实践的丰富经验与坚实基础；作为启蒙思想家，郑观应的实业活动便具有明晰的目标与开阔的视野。在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之后，郑观应深为感慨地写道：今朝廷有更新之诏，微闻主议者略举数端曰：亲贵游历；科举改章；广设学校；考取优生，肄业泰西，各专一艺；讲武备；开议院；改律例：定商律、报律；开报馆；译西书；改官制；设巡捕；广邮政；维持圈法；广开矿产；行印花；用民兵；重农工：保商务；开银行；行钞票等事。凡此皆二十年前余《易言》、《危言》中分类论及，惜守旧者恶谈西法，维新者不知纲领，而政府志在敷衍，惮于改革，不求中外利病是非，只知安富尊荣，保其禄位。
郑观应为他的许多见解未更早为人所接受，许多主张未更早在实践中被实施而感到难受。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启蒙者的可贵也正在于此，因为他们比较早地看到了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郑观应的《易言》与《盛世危言》，特别是《盛世危言》一书直接启迪了在中国后来历史发展中领导时代潮流的三位伟人：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光绪1895年也读了他的著作《盛世危言》，还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该书刷印二千部，分送臣工阅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