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贯因，我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民主主义者。（原名吴冠英，别号柳隅）系前清举人，广东澄海名宿。莲阳永新村槐泽“红宫仔”人。早年曾执教于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和澄海县景韩书院，他与潮州籍城南学堂的国文老师李秀升（清末任潮安府朝议大夫）是好友。中国同盟会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革命纲领。辛亥革命前几年，他与好友李秀升、李南笙（潮州人）、李秀才（澄海人）4人相约于厦门参加同盟会。

1905年，吴贯因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他在友人家见到《策论》一文。此文痛斥日、俄帝国主义妄图瓜分中国，他拍案叫绝，大加赞赏。该文是15岁的杜国庠写的，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吴贯因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从此，杜国庠在吴贯因的悉心栽培下，进步更快。尤其可贵的是，杜国庠能够在吴家阅读到当时在上海出版的各类进步书籍和刊物，眼界大开，遂接受先进思想。不久，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仍携国庠于身边就读。三年后，在吴贯因先生的大力举荐和澄海乡贤之倡助下，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之资助，东渡留日。
1907年，吴贯因赴日留学，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史学系，获政治学士。1909年他负责编辑《宪政新志》。杜国庠写的文章，如《资议局记事》等多篇，都在该刊发表。
在留日期间，吴贯因还结识了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成为好友，从此他追随梁奔走呼号，探索富国强民之路。1912年学成归国后，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笔，他当编辑。1913年，梁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他则任北洋政府卫生司司长、币制厂厂长。
吴贯因：《宪法问题之商榷》，《庸言》第1卷，第10号。吴贯因说过:“国家为重,而人民为轻。苟人民之利益与国家之利益冲突时,只能牺牲人民之利益，以殉国家，……，盖国之不存，人民且无所托命，而系论其利益也。”，国权就是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
《庸言报》第一卷22、23号登载吴贯因大著《中国共和之前途》一篇。
吴贯因与梁启超都参加到民国初期关于行政诉讼模式的大争议之中。梁启超则主张设立平政院作为独立的行政裁判机构，在其为进步党所拟的宪草第81条规定：“行政诉讼于平政院裁判之。平政院之组织及其官吏之任免，依法律所定。”吴贯因所拟的宪草第68条关于此点的规定，从内容到措辞都与梁氏完全相同。
围绕怎样在一个新生的共和国创建行政诉讼机制，是采纳大陆法系的二元制，还是普通法系的一元制，抑或是重点在保持我国固有的国粹，宪草起草者们之间存在严重的分歧，大致可分三派：一派是梁启超、吴贯因等进步党人的观点，主张学习大陆法系的做法，在普通审判机构外设立单独的行政审判衙门——平政院；一派以王宠惠为代表，主张采纳英美法系的一元制；另一派以康有为为代表，侧重保留传统整肃吏治的国粹——都察院。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阐明了理由，但都不能说服对方，这种情况，使得争议展开。
在“国有”或“民营”的问题上，吴贯因虽然不赞同“纯然放任说”（即全面的市场调节），但同样也不赞同“极端干涉说”（即全面的国家干预），他认为在普通产业方面，“则官营不如民营”，这是因为：在官营体制之下，一方面“勤劳者与不勤劳者，其分得之利实相同”，所以“执业者必不肯勤劳以从事”；另一方面，“产业既归公有，则执业者必无为公众爱惜资本之心，于是生产费之归于浪费者，将不可胜穷”。

1936年，因脑溢血病逝于北平，终年57岁。
他的代表作有《宪法问题之商榷》、《中国共和之前途》、《中国古代之社会政策》、《中国经济进化史论》、《丙辰从军日记》、《东西印章历史及其品性之变迁》、《中国经济史眼》、《史之梯》(又名《史学概论》)、《中国文字之原始及其变迁》、《中国语言学问题》等。吴贯因一生所著甚丰， 且擅诗文，工书法，于文史学和语言学均有研究。时人把他与“岭南诗人”侯节和知名学者许伟余合称为“澄海三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