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中心小学起始于1908年的私塾小学，一个教师教几个小孩，学生入学先认方块字，一张方块字一个汉字，每天学几个字，几天后进行复认复读。几轮下来，识字量不断增多，基础好的学生开始学启蒙儿童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之类，只求熟读背诵，不求理解。随后学一点深的课本，像《幼学》《大学》《中庸》之类。到这个阶段，学生开始学写书信等练习。在私塾里学写毛笔字、学打算盘是人人要练习的基本技能。如果私塾老师文化水平高的话，学生读到一定水平，老师就要开讲，让学生理解读本的内容，进而学习古诗文，学些古诗，这是私塾学校的高级阶段了。
1928年开始，私塾改为保国民小学——时称洋学堂。开设课文是国语、算术、唱歌、画图、体育。因为这时学校校长是商校毕业的，学校教育已开始洋派了。有上课休息制度，有授课表，固定教学班。上下课用手摇铜铃来发信号（有的用铜口哨发信号），课本全是白话文，但不讲普通话。礼拜天放学休息，开始有放暑寒假的规定。
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开始波动。尤其日伪政府硬性规定学校必须开设日语课，对学生进行奴化教育，家长不愿让小孩进学校，教师不愿开设日语课，造成学校时断时续。直到抗战胜利，原借用民房上课的学校开始迁入新址，即北桥觉林寺西首的公房里，另派来新校长。聘用了几位年轻教师。学校制度较严，纪律要求高。每周一第一课全校大课，集体背诵国文孙中山总理遗志，校长训话，发布国内重大政治消息。上课时，当教师踏进教室，班长大声喊出“立正！敬礼！”以示对老师的礼貌，当老师用严肃目光巡视教室一周，微微点头，学生方始坐下开始上课。但是，那时的学校师道尊严体现突出，老师体罚与变相体罚是治校的基本理念。关夜学、面壁站立、罚抄书是平凡之事了。所以学生见老师、校长往往敬而避之。
1949年全国解放，人民政府将学校全面接管，老师全部留下，学校照旧上课。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旧学校全面改造。学校严禁体罚与变相体罚，废除专制法西斯教学。曾有少数教师因屡教不改而被开除、被处罚，最轻一点的作书面检讨，向领导作保证。三年国民经济过渡时期，是老师思想改造时期，为了保证老师的改造，每周放假半天或一天集中学习，当时被称作汏脑子。农业合作化开始到人民公社化运动期间，学校保上好课厚后，经常要参与政治运动，保社会工作，譬如到村上民校去上课，办识字班，参加群众宣传队，协助统购统销。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学校规定夜办公，老师人人出勤，不到必须向校长请假。条件艰苦，照光没有电灯，全靠洋蜡烛、火油灯，二人合用一盏灯，到晚上？点钟下班。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时期，老师更繁忙，在“共产主义就在眼前”的宣传教育下，老师的期盼不可言喻，积极投入政治活动，起早班上课，消灭不及格学生，组织赶鸭队（那时学生学习成绩是五分制，2分是不及格。“赶鸭队”是指消灭2分的帮教队）。学校里，辅导区掀起了一个“双百分”“满堂红”的教学浮夸风。北桥中心六年级曾有老师指导学生写千字作文的“卫星”。
1960年开始，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粮食严重缺少，严重影响学校教育。学生不到校，班级大减，老师裁员，民办教师因为“以生养师”而不能维系家庭生活而离开学校。为了渡过难关，党坚持形势教育，教导人民“形势大好，困难还有，前途光明”。我们老师牢牢记住这三句话12个字，学校里采取应急措施，可让学生只要保证上好语文、数学两门课，其它课可以自己决定要上否。允许上午少上一课回家帮烧饭，下午早退帮做家务。1962年，国家贯彻“八字”方针，部分教师下放农村，为了减轻国家供应粮食，还有一部分叫居民的采用“下粮不放人”的办法。为了保证小人不让再成文盲，因而除了全日制学校外，出现了形式不同的“识字班”“读书组”，时间上有的早上，有的中午，有的下午，灵活多样。1963年形势开始好转，1964年起将各种形式的、不规范教学的小孩组织起来，统一为“耕读小学”，分散在各村，聘请农村有志青年当“耕读小学”教师，北桥中心专门指派谈忠岐为“耕读辅导员”，协助中心校长担负起这个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