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客家源流，不能不重视客家先民在中国唐朝末年（简称唐末）至北宋时期南迁的历史。这不仅因为它是整个客家源流史中继东晋末年"司豫流人"迁离中原而揭开客家史序幕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客家南迁运动，并且其结果还催生了华夏民族中一个独特的民系--客家族群的形成。仅以这段时期的客家源流而言，其流寓于以后成为客家基本住地--闽粤赣边的北方汉民，比之上。历史时期不仅移民的来源更为广泛，而且移民的数量也更加庞大。据统计：今日客家姓氏中有一半"是在唐末至宋初迁人闽粤赣边区的"。然而，以往却有不少客家研究者认为，这一时期汉人南迁的时间和动因是唐末黄巢暴动，并且还普遍以葛藤村的传说认为黄巢曾用兵于闽西宁化。这些说法其实与史实不甚相符。如果真的仅仅如此，那么在唐末以来绝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移民流入闽粤赣边区。事实上这一历史时期汉人移民向闽粤赣边大量流入，其时间与动因除唐末黄巢起义而使大半个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外，还有五代各地割据势力的纷争与残杀，和北宋软弱国力与消极政治所带来的社会混乱，另外，闽粤赣边区特别是闽西和粤东在唐末至北宋相对安定与人烟稀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
一、唐末至北宋移民背景勾勒
唐王朝经"安史之乱"严重摧残后，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都朝衰败的方向迈步，特别是到唐末，这种命运已到了病人膏肩的境地。唐懿宗（860-873年）时，刘允章便上书直陈当时的社会形势是"国有九破"，"民有八苦"。这种社会形势，终于在俏宗乾符儿年（874年）爆发了燃起上濮州（个河南范县）和曹州（今山东曹县北）以上仙芝与黄巢为首的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而且不出几年，战火便燃遍了中原大地。特别是乾符五年（878年）王仙芝战死而领导权归十黄巢之后，农民军更是势如破竹，由山东进河南，而后南下渡江突人江西并占虔（今赣州）、吉（今吉安）、饶（今波阳）、信（今上饶）诸州再转安徽，接着进浙江自衢州到闽北建州（今建瓯县）攻占福州，而后沿闽东南沿海转广东并占广州，并由广州北上人广西、湖南、湖北，再顺长汀东下进入江西而占赣东北的饶州（今波阳县），又入安徽至河南......到广明三年十二月五日（881年1月8日）攻占长安。以后农民失守长安又在中原辗转征战了近十年之久。所以，这次长时间的大规模、大范围的征战，对于瓦解和动摇唐朝政权，无疑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也不可否认。在黄巢农民军进军与攻伐的过程中，因遭唐军与地方官府势力的抵抗、镇压乃至秋后算帐所带给沿途人民的灾难，也是极其深重和残酷的。所以，在这则有无数原籍于战区的无辜民众都遭受了死亡或逃流的悲惨命运。
继唐亡之后的五代，其直接控制的区域，后梁只有今河南全境与陕西、山东、湖北的大部，以及宁夏、河北、山西、甘肃、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后唐、后晋和后汉控制的地区虽有所拓展，但仍十分有限；只有后周将南境延伸到今湖北、安徽和江苏境内的长江北土。由于五代的开国君主都是以前朝人镇的身份和力量通过非常手段夺取政权，并且多是好斗善武的异族人氏，所以，动用武力、施行暴政和军事攻伐基本成为他们唯一的出路。为夺取或捍卫政权，各军事力量甚至自身内部之间常发生战争，并且以各种惨尤人道的军事与暴力形式施加于人民。王夫之《读通鉴论》称五代所统治："若此凡数十年，殃之及乎百姓者，极乎不忍见不忍言之惨。"十国的区域除闽、吴和前蜀稍好一些，其余与五代相比都是小巫见大巫。他们的统治者也是割据各地的大小军阀，全是凭武力或镇压农民运动或发动武装政变而自立为王。正如出身行伍而被后严封为节度使的安重荣所谓："今世天了，兵强马壮则为之耳！宁有种那？"他们在各自统治的区域都基本以武力来维护或被吞并，所以，王夫之称朱温篡唐到北宋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战国焉允矣！"。因此，在五代这种充满恐怖和血腥的时代里，广大群众为避免坐以待毙的命运，其出路也只有两条：一是武装暴动，以武力对抗暴力。事实上在五代约半个世纪里所爆发的较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在北方陈州（今河南淮阳）就有毋乙和董乙领导的反抗后梁暴动，而南方则在粤北循州（今广东惠阳）与赣南虔州（今赣州）出现了张遇贤领导的起义；二是迁徙逃亡，逃往偏僻或较为安宁的地区以躲避暴政的压迫。至于北宋，由于它是以发动军事政变而建立的，因而对于后人涉已后尘特别敏感并严加防范。从赵匡胤开始就加强对各级军事权的剥夺以归于皇帝一身，以致于形成一种将帅分离与兵将疏隔的军事制，极大地削弱了军队应有的战斗力。所以，当北宋与其北邻相继日益强大的辽、夏、金等民族较量中，从一开始就连防御目的也难达到，唯有在不断巨额赔款与裂土的耻辱中苟延残喘，而贪得无厌的异族统治者又得寸迸尺，经常以战争和掠夺手段来补充自己的难填欲壑于是，北宋时期中原以北地区战乱不断，不少人民除遭异族的杀戮与掳掠外，就是往内地乃至南方迁徒，其中在宋与辽签定"澶洲之盟"前，仅官方就输送了云、应、寰、朔四州人民内徙。本来因军事软弱而造成的无数次战争失败所支付的大量赔款就给人民增添了不少负担，但更可悲的是统治者在其他方面又强加给人民更多的痛苦，其中如放任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不抑兼并"政策，必然造成"田制不立"而使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再如荒年大量招募甚至强制丁壮禾入伍的雇用兵制，其结果则不仅使物质生产受到影响，而且还增加百姓对军费开支的负担；又如扩大并简化科举制度，使更多的文人士子进入官僚机构，这也势必造成国家财政的更多挥霍，从而使人民为之付出更多的赋税......这一系列措施对于平民百姓和社会生产都是极为不利的。所以，史籍记载当时各地拥有土地的"主户"日益减少，而失去田产以依附主户任其剥削欺凌的"客户"却不断增加。这种主奴比例的增大与贫富悬殊的增加，势必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以至恶化，从而激起了百姓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政府。因此，在北宋时期，统治者原本防范人民造反的目的根本没有达到，甚至适得其反，使它成为有史以来产生农民暴动最多最广的一个朝代。这些农民运动从北宋初年在四川的王小波、李顺等人的暴动，到北宋末年出现于中原山东河北一带的方腊与宋江的造反，基本上都是"均贫富"、"杀富济贫"一类为目的。可是，这些农民暴动以及统治阶级对它实行残酷镇压的结果，又加重了对人民生命财产的威胁。所以，这一系列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所引起的战乱，以及统治者对人民所施行的残酷压榨，必然会使无数人民逃离战乱的漩涡或躲避赋税的重压而远徙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