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而论，建县之初，别说建县城，即县城要设于何处也未确定。第一任知县赵钺到任时，就是“系印于肘，借民舍以为居。”但寄人篱下，终非久安之计。至万历三年移治厚屿，自属势在必行，持之成理。再从“规模略定”，“亦稍葺建”等文字看，显然是记述移治的开端而未完成。《志略》卷一和《读史方舆纪要》中有关记载也可作证明。至于潮郡太守胡恂的《普宁舆图说》始见于乾隆十年的《普宁县志》，从时间上看，他的记述是距离建县170年后写下的，又没有具体内容，因此，其根据很可能是来自《志略》，不足为凭。

持万历十年移治说，唯一的根据是县城易地。（因这时洋、二都已归潮阳）但缺乏活动内容，没有说服力。万历十年的贵屿在《普宁县志略·城池》中提到“前所筑已为道旁之室矣！”由此可窥见当时厚屿民用建筑的发展趋势，而官府的建设反而相形见拙，这不正是道出了这年没有移治的迹象吗？《潮州志·沿革》所记明显是来源于《读史方舆纪要》和《明史》，自不庸置辩了。

阮以临《条陈十议》提出的“十八年后”移治说，首先是这个“十八年后”的时间概念界限不明，没有实际意义。它只能说明普宁寄治贵屿至少在十八年以上，由是也否定了万历三年和万历十年两种移治说。但十八年后究竟是什么时间移治，他并无提及，这就令人难以置信了。

综上所述，普宁移治的时间应以哪个提法较可靠呢？《普宁县志略》又记载了这样的事实：“乙酉（万历十三年）赵宪始建殿庑。”再参照诸说记述，归纳起来是知县赵宪为了准备移治，在万历十三年就赶紧扩建学宫和两旁房舍，翌年在佥事卢仲佃的建议和协助下，拆了六百多丈旧料建造城垣，城垣开东、西、南、北四个门，城门还构筑防患水祸的设施。据此，可以认为：万历十四年（1586）普宁始从贵屿移治厚屿是顺理成章的，符合历史实际，因而也就毋庸置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