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9年11月1日上午，仆役久久不见嘉定县代理知县刘履芬来到县衙公干，心中不免着急，便急急来到知县大人的寓所，“知县大人，知县大人！”仆役喊了几声，没有回应；见知县卧室的门紧闭，转而敲门，但“叩扃无声”；于是不得不“翘而入”，一进屋内，仆役和府内诸人大惊，只见嘉定县代理知县刘履芬“僵于地，喉骨断裂，血污被膺，右手有短剪，握固未脱。”案桌上的烛光尚未熄灭，一封《洗冤录》端展于案上。顿时，刘宅内哭天喊地，刘履芬72岁的老母亲、侧室平氏、13岁的儿子刘毓盘更是跪倒在地，嚎啕大哭，哭声一浪高过一浪……
53岁的刘履芬是在10月30日夜用剪刀剪断咽喉自杀的。
“知县自杀了！”消息迅速传开，全城百姓震惊！
上任仅104天的代理知县刘履芬为什么要自杀？他究竟有什么冤情？在光绪《嘉定县志》的“职官志”，以刘履芬“博洽仁慈，卒官”一笔带过，扑朔迷离，而真相究竟如何呢？

自己无冤却自杀了

个子不高，长衫白卦的刘履芬，长得一副老实像。他的自杀，其实并没有自己的任何冤情，他只是天真地希望以尸谏这种极端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观点。
光绪五年(1879)，江南乡试举行，任嘉定知县仅一年的江西宜黄人程其珏被调去担任同考（乡试、会试中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之官），知县位置空缺，7月14日，刘履芬来到嘉定担任代理知县。
刘履芬是个办事小心谨慎的读书人。他上任后，辖区内不论案件大小，必定立即亲自勘审，不会稍许延误。但此时，吏治腐败，上下关系盘根错节、错综复杂，刘履芬初来乍到，不知深浅，公干事务经常受到掣肘。面对官绅互相勾结、鱼肉人民的恶行，刘履芬十分忧愤。
程其珏任嘉定知县时的这一年，发生了一起威逼寡妇改嫁致人死亡的案件。由于来到嘉定还不久，程其珏对这里的语言、官场、环境都还不甚了解，对于这起案子罪犯首从的认定，一时作不出决断。也不知道是何原因，狱官没等知县批准，就把案件越级上报了。两江总督沈葆桢看到案子后大怒，认为程知县怠于行政，等于姑息犯罪，便记了程知县三大过。史载，程其珏“居官19年而囊橐萧然。”而在这件案子中，他似乎并无过错。
那么，沈葆桢大人为何会对这样一起普通的民事案件如此重视呢？翻开历史我们知道，从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开始，直到1868年捻军失败，大清帝国的江南地区，一直处于剧烈动荡之中，光绪五年，山西、河北、河南大旱，饥民达数十万人，北方人心慌慌，不少人纷纷南逃。清廷急命沈葆桢和江苏巡抚吴元炳截留漕粮一万石，酌情用于赈灾。这些情势的叠加，迫使一大批满汉官员不得不神经高度紧张，面对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的各种因素，能“高压”就“高压”，能扑灭就赶紧扑灭。地方官吏不及时处理案件，问责受到处罚，也就在情理之中。
沈葆桢坚持从重正法，并派干办一人来到嘉定监督执行。干办亦称“干办公事”，由长官委派处置各种事务。干办来到嘉定，狐假虎威、捕风捉影，把与此案稍有关系的人统统抓了起来，并且要把他们全部杀掉。《清稗类钞》狱讼类对这件事的记载是，刘履芬据理力争，“不怿（不服）此干”，“（干）笑侮之”，这里交待得非常清楚，干办向刘履芬露出狡黠的笑容，并威胁他，不听我的，你走着瞧！
干办还在民间找寻了一些线索证据，反映到上级。
逼死了人命，首犯固然该杀，但代理知县刘履芬却不知官场水深，他饱读诗书和儒家经典，不赞成无端滥杀，更不忍心株连无辜百姓。于是，他亲自解送“人犯”前往苏州，向总督沈葆桢及新任臬台陈述案情，请求再给时间弄清楚案情，分清主从罪犯，避免滥杀无辜。沈葆桢脸色很难看，不予理睬。刘履芬长期从事编校出版工作，对官场刑名根本没有社会经验。他本性仁慈，一心爱民，在上司面前受到训斥，只得怏怏而归，返回嘉定后，后悔此事没有考虑周全，伤痛之余，惶恐不已，竟忧郁成病。而此时，县城沸沸扬扬、人心惶惶、不断有上访诬告杀人的案子，需要前去检验，刘履芬的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常仰天长叹：“我德薄，殃及于百姓。做百姓的父母官，知道百姓有冤枉而不能相救，不如死啊！”
果然，10月30日夜，刘履芬回到卧室，写好了《洗冤录》，趁奴仆熟睡之机，用剪刀剪断咽喉……

户部主事是买来的

刘履芬(1827—1879)字彦清，一字泖生，浙江衢州市江山城内雅儒坊人。幼年随父迁居苏州。刘履芬的曾祖父刘肇起，是太学生；祖父刘光表，是邑庠生；父亲刘佳，是嘉庆十三年（1808）的恩科举人，曾担任过直隶州知州、奉贤、溧水知县。刘佳博学多才，江南乡试时，常常担任同考官，刘佳育有2子，履芬居长，次子观藻。
在这样的诗书之家耳濡目染，刘履芬年少时就勤于读书，酷爱诗词，随父客居苏州后，更是与苏州的儒家子弟交游、切磋文艺，跟从苏州名儒王韫斋先生读书。
但是，刘履芬的科举道路却很坎坷。道光二十六年（1846)，20岁的他入国子监为太学士，后以太学士的身份先后2次参加浙江乡试，都名落孙山。咸丰九年(1859)在北京参加京兆试，也未能取得功名。咸丰七年(1857)春，刘履芬留下胞弟在苏州侍奉母亲，自己来到北京。
连续多年的内忧外患，清政府国库空虚，为弥补财政困难，盛行的做法是，接收一些落榜生向朝廷捐纳钱物，授之以爵位官职。按当时的惯例，刘履芬也花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差事。
主事一职听起来是“主”，实际却是中央政府各部司官阶中最低的一级，主事之后，方可递升为员外郎或郎中。户部虽管财政，但主事一职事务不多，空闲的时候，刘履芬每天闭门读书。这时，正是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时期。1860至1861年间，李秀成与陈玉成联合行动，攻破清军江南大营，连克常州、丹阳、苏州、无锡，清军将领张国梁落水而死，钦差大臣和春自杀。此后，李、陈救安庆，进军武汉，席卷浙江，兵临上海。原来住在苏州的刘履芬一家逃到孤城上海。
刘履芬得知自己家的情况已是一年后。他十分担忧家人的安危，“业已求鱼缘木，纶饵误施。归鸟投林，巢室已毁。行路迟迟，心之伤矣。”(《与宋泳春书》)他急忙请假南归。咸丰十一年(1861)十月，刘履芬经天津大沽坐船到上海。10月17日，在吴淞舟中所作的《航海与都门友人书》记录了他在海上的遭遇：“五日以后，天容忽变。狂飙地发，叠浪浮云。天水荡谲，晨夜沉晦。前后激搏，或过船头……而又中途驶越，儿至闽峤。舵师惊讶，折返吴淞。奇险之情，匪手可状。”他在海上遇到风暴，船被吹到闽浙交界的海面，然后再返棹北上，经历了难以名状的艰险，才到达上海。在上海黄浦港，刘履芬终于与家人团圆，而他的弟弟观藻已于咸丰十年(1860)避难峡石（海宁）时病逝。刘履芬一家暂时住在上海，他写过一首《旅窗怀旧诗》：
解组归来裘已高，
经书犹自课儿曹。
成名两宇蹉跎甚，
愧说如今是凤毛。
这时的上海，局势依然紧张，太平军随时都有可能攻入。浙江江山老家已被太平军占领，刘履芬不得不带家眷离开上海，进入局势较为缓和的皖北，后来又在袁浦（杭州市区西南，东邻萧山，南邻富阳）安家。

依靠父亲关系“裙带”

颠沛流离的日子中，刘履芬的女儿刘玲夭亡，继室戴杏枝病故。不久，漕河总督吴勤惠督师袁浦镇压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吴勤惠是刘履芬之父刘佳于道光十五年(1855)任同考官时中举的，算是刘佳的门生弟子，有了这层关系，吴勤惠把刘履芬聘进他的幕府。在幕府，刘履芬参与谋划，筹集粮饷，干得卖力。捻军平定后，他积有“军功”，被封为直隶同知，等待补缺，他的祖父、父亲也因此得授朝议大丈的恩荣。于是，他又重新把家安到了苏州。同治七年(1868)起，刘履芬担任江苏官书局提调。
清末，全国比较著名的书局有金陵、江苏、浙江、广雅书局。江苏官书局设在苏州，光绪年间达到鼎盛，其刻书时间之长、出版图书品种之多，堪称全国各大官办书局之冠。
提调也是一个闲职，分校、总校，各有专责，提调不过协调协调、袖手端坐的一个摆设而已。但刘履芬却不乐空闲，常亲自参与书稿校对等具体事项，因为，书，是他的最爱。史载，在苏州，他结交的藏书家有莫友芝、俞樾、唐翰题、高心夔、雷浚、王颂蔚等，他们互通有无，相互借抄，充实了藏书。凡是四库图籍、名山金石，他一定要洞究其源流。他精通古籍的版本，传说，只要书商送来一书，他能立即指出这是某年某家的刻本。他还善于校勘评注，“旁行斜上，朱墨烂然。”他尤其嗜好抄书，特别是抄订古书秘本，而且一定用正楷字抄写。一次，友人傅怀祖来看他，房间里寂然无声，拉开门帘，只见他弯着腰背在看书，鼻子几乎碰到书本，客人进来了都不知道。客人用手拍他的背，他才猛然惊起。

书生不知官场险恶
说到底，刘履芬不过是一介书生。叶昌炽评价他“未闻脉望餐烟火，岂有爰居飨鼓钟。君本清才难作吏，可怜横死到黄龚。”
他虽然天资慧聪，却不懂官场之险恶、之倾轧、之荒唐。在仕途上，除了靠父亲的关系裙带，他显得十分“无能”和失败。后来，他当上了官，因为不善于“经营”，生活清贫。他自己也明白，自己不是个当官的料，在诗中，曾表达归家的想法。
吾无应物才，涉世诚大难。
静默欲养心，触事多忧患。
读书不致用，焉贵抢丛残。
愧此编氓徒，力食供晨餐。
贫贱未为辱，亲密未知欢。
刘履芬嗜书如命，他爱抄书、藏书、刻书，若遇善本，必倾囊购得，若不能得者，必手自抄录。他的藏书处曰“莎厅”，所收藏书必印有“江山刘履芬彦清氏考藏”，或“江山刘履芬彦清手收得”、“江山刘履芬校定书籍”、“履芬眼福”、“江山刘履芬观”、“彦清缮本”、“刘履芬字彦清印”、“泖生手校”、“在官写书”、“江山文字”、“彦清珍秘”、“彦清副置”等。有人形容他屋子的状况是“充箧溢架，耳目所际，身所周旋皆书。”
刘履芬是书生，也是学者，他留下了不少作品。如，他批注过《三国》，著有《古红梅阁集》、《鸥梦词》。他熟悉各种词牌，他写的词多用典故，并很讲究格律、讲求音韵美。其中《鸥梦词》七十四首被选入《清名家词》。
刘履芬死了，嘉定知县再度空缺，当月，受过处分的原知县程其珏闪电般回任嘉定知县，直至光绪八年（1882）七月，历时4年。
刘履芬死后不久，两江总督沈葆桢入朝进见帝王，吴元炳代理两江总督。吴元炳听说过刘履芬为雪民冤而自杀的事迹，从厚殓恤。
刘履芬之子刘毓盘（1869--1928)，字子庚，当年仅13岁。后来，先后与朱自清、俞平伯、陈望道等在浙江第一师范任教。辛亥革命后，又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教授词学。1930年其学生查猛济、曹聚仁根据他讲学手稿合校付梓成《词史》。该书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黄季刚的《文心雕龙札记》、刘师培的《中国古文学史》，一并成为上世纪二十年代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史4部权威性著作。
刘毓盘一生专心治学，生活俭朴，不善理财，1927年病逝于北京大学。友人为其整理书籍，发现书内夹有散乱的陈年银票，数以万计，用于处理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