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成骧（1865-1926），字公骕，资中舒家桥七里沟（今双龙镇大坟包村）人。
    骆成骧是一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四川历史文化名人。他秀才是案首，举人是经魁，进士是状元，他是清王朝近300年历史间唯一的四川籍状元，是光绪皇帝钦点的状元，又是四川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选议长；他是文状元，却又喜爱武功，创立了“射德会”，并被选为“武士会”会长，他是清室旧臣，却让国民党人敬畏他，共产党人敬重他。
骆成骧幼时受教于父，17岁中秀才，两年后以岁试第一考入成都尊经书院深造，1893年以第三名中举，1895年会试得中后参加殿试。在那场殿试中，骆成骧十分贴切地引用了《左传》、《国语》、《韩非子》、《孙子兵法》、《淮南子》《史记》、《汉书》等诸多名篇的先哲思想和言论，针对时弊，提出了“整军练兵，惩治贪污，励行节约，兴修水利”等四项自强方针。整篇《殿试策》洋溢着为国分忧，变法图强的时代气息。四川大学在《百年名校——四川大学》的校庆文章中写道：“这篇策对在四川大学师生的锦绣文章中可谓是‘正路’一格，至今仍可当古典论文范本阅览。”
    当时光绪皇帝面对清室危亡，想改革自强，变法维新。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仇视变法，借“祖宗之法”不能擅改为由，横加反对阻扰。骆成骧在殿试策中引经据史，论证变法自强不但符合“祖制”，而且势在必行，这正投合光绪心意。当主考官将前十名荐卷呈皇帝亲阅时，光绪即被骆成骧的殿试策（现川大博物馆存有一份骆成骧复写的殿试策）打动，特“钦定第一”。
他中状元之后，按惯例授翰林院编修，先后任过贵州省乡试考官，广西省乡试主考、山西省提学使、北京国史官纂修、京师大学堂首席提调；筹办过北京蜀学堂、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四川高等学校（四川大学前身）、成都资属中学（招收资中、资阳、仁寿、井研、内江五县之资州所属生员）；执教过桂林法政学校、四川高等学校、四川法政学校、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国学专门学校，甚至在其母亲去世回乡“丁忧”期间都在资中重龙山三贤祠设馆教书，难怪梁启超打趣他说：“状元公教书有瘾”。骆成骧晚年卜居成都，时人以十二位名流尊为“五老七贤”，以他为七贤之首。
    骆成骧的一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国事艰危的多事之秋，他经历了甲午海战、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护国倒袁、五四运动、军阀混战等一个又一个的大波巨澜。在天翻地覆的历史时代，他“位卑不忘忧国”，不保守，能够顺应时代潮流，紧扣时代脉搏，在言论上、行动上与进步思潮同步而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尽到了“匹夫之责”。
他平生最得意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中状元，二是为四川督军陈宦出谋划策，设计了“联蔡（锷）、推冯（国璋）、反袁（世凯）”“六字方针”，代拟了三通反袁的电报，将袁世凯活活气死，因而史学家将他誉为“爱国状元”。
他曾不计自身安危，将刺袁烈士杨禹昌的血衣、书籍收罗起来，带回资中，并满含深情地撰写了碑文《杨烈士节略》。
骆成骧中状元六十年后（1956年），大画家张大千在海外画了一组思念故乡的《资中八胜册》，其中的一幅《三峰毓秀》，还记述了骆成骧中状元的故事。
    骆成骧的一生，是一个不断追求进步、志趣高尚的志士，是一名清廉自守、才识兼备的达者；爱国爱民、办学兴教的精神为仁人志士效法，他是诗人、学者、平生治学谨严，其书法工整，有著作《清漪楼集》诗词内容丰富，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骆成骧清廉自守，有“穷状元”之称。他出身贫寒，青年时代即以“再穷无非讨口，不死总要出头”的联语自勉。虽然他后来中了状元，还是穷困，因他毕生热衷于教育事业，有了钱就用到兴学助教方面去了。他在山西当学政的时候，孔祥熙的父亲曾慕名请他去书写香火牌位，为祖宗“点主”，送了一千两白银给他，他全部用于学政，奖励学绩优良的生员。陈宦离开四川的时候，送了四千元大洋给他，他也是分文不动，全部转赠给四川高等学校。在四川大学的校史上，他是第一个捐赠巨款的兴学助教之士。
他对教育事业如此慷慨大方，自己却穷得要命，到了晚年“家无恒产，厨灶累空”，但他无怨无悔，泰然处之，直至终老。他的狷介人生，流辉溢彩。1926年病逝于成都，时年61岁，赖地方人士资助，其子骆凤嶙扶柩归葬故里。现双龙镇大坟包村3社有骆成骧墓，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