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以前，家长实行封建统治，子从父，弟恭兄，夫唱妇随，谁也不能与家长反目。否则，即为“犯上”、“忤逆”，父兄不容，邻里非议。因此，父母在世不准分家，几代人聚居，共营生计。三代同居者，全家人口当在10～20之间，如四世同堂，即受乡里赞誉，五世同堂则轰动乡里。民国时期，军阀混战，土匪四起，游杂兵勇敲诈勒索，侵华日军烧杀抢掠，大家庭生计难以维持。因而兄弟分居，各自谋生。三代同居者日少一日，四世、五世同堂者几乎没有。农业合作化后，人人凭工计酬，家长失去财权，国家和集体的某些财物分配，有时以户为单位，基于此，青年结婚后，即建立小家庭，由一户分为两户、三户……。家庭规模缩小，每户多在2～6口之间。旧社会无亲生儿的老人，多从近门的侄辈过嗣，有的认义子为后。建国后，男女平等，女子也能赡养父母，各乡镇又办起“敬老院”，不管有无子女，都能老得其所。70年代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有所抬头。有的不得子不罢休，以致违法超生；有的置法律于不顾，到外地重金买孩子；有的夫妻离婚，子女无人收养。凡此种种，大都酿成家庭悲剧。随着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青年在工作单位建家者为数不少，因而老人和子女宾客相待，互敬互爱。“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逐步被老少平等和睦的新风取代。 境内居民秉性朴实，崇节俭，“奇装异服”向受抵制。民国以来，男子多穿黑，老头多穿青，老妪喜青和浅蓝，青年妇女穿花。男子夏穿浅色短衫，头戴苇笠，下地劳动，短衫披肩，既遮日又透凉；春秋穿深色短夹衣，头戴帽垫，古朴大方；秋末初冬，多在夹裤外面套穿棉叉裤(两只棉裤腿吊在腰带上)，在夹袄外面套穿棉弯褂(无袖领)；冬穿纽扣系于右侧的大襟长袍，头戴毡帽(也叫“帽头”)或耳帽子，腰束布袋，劳动时将前襟斜掖腰带间，方便利落，动作自如。未婚女子衣着鲜艳，款式古朴，头梳过腰长辫，戴小型耳坠，不粉不脂，葆农家之秀容。成年妇女盘长发于脑后，西部(黄升以西)束“盘头”，中、东部束“纂”(俗称“疙瘩纠”)，中部“纂”短，崐富国以东“纂”长。老年妇女衣着宽松肥大，束宽腿带。女帽有箩圈式、圆盔式。鞋袜多自制，男穿布底圆口和长双脸纳帮鞋，青年妇女喜绣花鞋。　　女子自古有缠足之陋习。民国时期提倡放足，并设“查脚员”赴农村检查，违者罚款，但收效甚微。　　建国后，缠足之恶习彻底根除，长袍很快消失，“帽垫”被“包头”(用毛巾包在头上)取代，“耳帽子”不见，“帽头”只有老年戴用。农业合作化后，女子穿花的大为减少，除李家、冯家一带外，绣花鞋和过腰长辫基本消失。60年代后，青年妇女多留齐耳短发，男子多戴遮沿帽。有些男子留平头，不戴帽。70年代末，“牛仔裤”、“喇叭裤”、“健美裤”、“羽绒服”、“皮卡克”、“毛呢短大衣”等传入境内，青年男女争相购买，追求时尚，青年女子烫发者越来越多，青年男子蓄长发、留青年胡的也不鲜见。 旧时，素以高粱(或玉米)与大豆的混合面蒸饼子、窝头为主食，歉收年月常以谷子代替高粱、玉米。每餐伴有高粱(或玉米)面粥或菜汤，很少有小米饭。农忙三餐，闲时两餐。富者粗粮细作，穷人掺糠加菜蒸成“谷楂”(弄成圆团一掰为二)、“芑馏”(圆球形)，间以粗粮面包菜面子(西部叫“团子”)作调剂。蔬菜以自种自食为主。夏秋间，豆角、南瓜为主，黄瓜、茄子为辅。寒冬季节，白菜、萝卜、豆腐即为佳肴。当地居民喜吃咸、辣，盐渍萝卜和虾酱是常备菜，秋冬喜吃大葱，夏季喜吃大蒜。总览全年饮食，腊月、正月好于平时，农忙好于农闲，麦收多吃面食。招待客人来不及买馒头就包水饺、烙饼、擀面条，只备烟、茶，很少有酒。婚嫁筵席却大讲排场，每席菜肴最少有三大件、六碗、四碟。会亲家、请媒人更为丰盛，宾至，先布好“压桌碟”，有糕点、香茶，供寒喧品茗，然后，上酒上菜，讲求三道饭，饮酒攀谈三四小时之久。建国后，人民生活提高，掺糠加菜者大为减少，逢年过节饮食愈加丰盛。招待客人必有酒、烟、茶和炒菜，面食自不必说。除1960年前后外，“谷楂”、“芑馏”基本不见。80年代以来，普遍以面粉为主食，小米、绿豆、大米为调剂。蔬菜更为繁盛，新增芹菜、土豆、西红柿、蒜苔、蘑菇……不一而足，韭菜、黄瓜较前大为增多，四季皆有。吃饭不但有荤菜，且大多喜吃瘦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