谪令阳山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夏秋之交，韩愈由国子监四门博士调任监察御史。半年内他两次上书皇帝，一次是“论宫市”，一次是“论天旱人饥”。
所谓“宫市”是皇宫派宦官到市场上强行购物（实为掠夺）。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反映的就是宫市之事。韩愈极论宫市之弊，希望皇帝下令废除。但由于积习已久，废除谈何容易。
韩愈论天旱人饥，是他从政之后的一件影响甚大的事。
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说：“今年（贞元十九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伏乞特敕京北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腹内，当时俗语，意思与后来的‘名下’相同），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蚕丝上市，麦子收割的时候），庶得少有存立（勉强可以过活）。
这篇奏状上呈之后，德宗皇帝李适（kuò），不仅没有采纳韩愈的建议，反而在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将其贬至阳山行县令。
韩愈贬阳山还有一个原因，据韩氏的侄女婿李翱说是“为幸臣所恶”。幸臣指李实，时任京兆府尹，他不止一次地对德宗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因而不顾一切地严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纷纷出逃，饿殍曝露沟壑，无人掩埋。韩愈敢于把百姓遭受的痛苦全盘揭露出来，自然要触怒幸臣了。
按照唐代惯例，远贬之臣，必须立即启程离京。韩愈写于阳山的《同冠峡》诗有：“南方二月半，百物亦已少”句，此诗作于贞元二十年，同冠峡在阳山城西七十里，可见韩愈在当年二月已经到达阳山。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去世。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即位，是为顺宗，二月二十四日大赦天下。唐制规定，赦书由驿站传递，日行五百里。长安到阳山约三千八百里，中间须经商洛，过湖北，上湘江，经潭衡，然后逾岭。阳山当时属连州，连州属湖南道，湖南观察使衙门设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大赦令辗转经潭州，连州转送，到阳山时最快也需到三月中旬。但是，大赦令不等于新的任命，韩愈还得等待新的任命。这样，他北上郴州待命，最早已是四、五月之交了。韩愈离阳山途中的《缩龙宫滩》诗云：“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恰是夏季阳山山洪暴发，江流悍急的写照。久居阳山的人对此深有所察。由上所述，韩愈贬令阳山，前后跨三个年头（即贞元十九年至贞元二十一年），实际在阳山居留足有一年又两个月，恰为他在潮州时间的一倍（韩愈在潮州的时间，由于历史上偏重其贬官潮州的研究，早已肯定为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十日，仅七个月，有人说八个月，乃虚数。
韩愈令阳山的政绩及对后世的影响政绩，是指官员在职办事的成绩。韩愈令阳山，《新唐书·韩愈列传》说其“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李翱在《韩公行状》中说公在阳山时“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今人陈新璋教授在《韩愈传》中说：“由于韩愈的到来，后人曾把阳山改为韩邑，把湟川改为韩水，把牧民山改为贤令山，甚至还有望韩桥、望韩门、尊韩堂等纪念性的名字，多少可以反映出韩愈在阳山时政绩的一斑。”
笔者根据查阅地方文献（《阳山县志》、贤令山摩崖石刻之景韩诗文等），获得了一些关于韩愈令阳山的政绩材料，概括说来有：
一、带来了中原文化。
清·黄商《登读书台》：“民知礼义自公始，贞元迄今垂千年。迩来风俗皆移易，草木郁葱山娟娟。”
清·陈廷《读书台》：“化到瑶蛮后，荒隅礼教成。当时亲父母，此日重师生。”
清·符翕《登贤令山为韩文公读书台有怀往事而作》：“左迁来岭表，山城修百政。名教渤然兴，俗浇涤辄净。宣化期年间，膏泽万家庆。”
清·萧丙坤《重摹韩公“鸢飞鱼跃”赋诗》：“大贤所至物与化，殊俗尚雅驯无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