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句名言叫作“实践出真知”。在陶瓷发掘和研究过程中，就体会到此言的含金量。
前几年去山西太原开陶瓷学术会，山西省博物馆特意为会议举办了“山西出土陶瓷展览”。观察山西古陶瓷标本，对其一些特殊的工艺迹象印象颇深。所谓“特殊”，并非是其先进或独树一帜，而是感到其工艺水平有滞后的现象。如介休的金代产品中，烧造大碗还在碗内用三叉支钉叠烧，大碗的底做成玉璧形，有些小碗底也多有托珠痕，证明其仍在使用托珠烧造。这些工艺特征，在河南及南方一般是在隋唐时出现的，下限也只在五代至北宋早期而已。
展品中最多的是辽、宋、金各代大大小小的鸡腿壶。当时一位同去的河南省文物商店的老专家看后说：“鸡腿壶刮釉的是金代，不刮釉的为宋代。”而在林州宋金墓葬考古发掘出土此类器物中，却并非如此。
1992年，林县石油公司在城区施工中，发现一座金代皇统三年（1143年）赵处墓，墓中出土一件褐釉鸡腿壶。器形的特征是小口圆唇，短颈丰肩，肩以下收敛，圈足，器身外施凸弦纹，褐釉；口径3厘米，底径10厘米，腹径18厘米，高37厘米。
2001年在一座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墓中出土一件鸡腿壶，高39厘米，口径6.2厘米，腹径21.8厘米，足径12.7厘米。白胎闪红，胎厚。小唇口，束颈，鼓腹，最大腹径靠中部，暗圈足。腹外壁饰凹凸有致瓦棱纹。器内外施褐绿釉，外壁肩部与近足部刮釉露胎，足内施釉。整体端庄、丰满。
从两件鸡腿壶可以看出，金代器形高挺、刚劲，无刮釉。延续了北方游牧民族辽国陶瓷器形的风格。而北宋器形端庄、丰满，有刮釉现象，继承了中原及南方汉民族陶瓷器中低矮丰满的梅瓶造型。与老专家的鉴定经验结论正好相反。这些经历告诫从业人员，不能简单只凭经验和理论进行器物的鉴定。
陶瓷专家一般称作梅瓶的是瓷胎，而同样的器形是缸胎的叫做鸡腿壶，也称鸡腿瓶、鸡腿坛。
北宋以前的陶瓷器中，并无梅瓶造型，唐代仅有接近梅瓶的白釉瓶，与我们后代所说的带有S形曲线的梅瓶造型有一定差异。
鸡腿壶的出现与辽国契丹族有着重要关系，为了适应迁移生活，契丹人创烧出便于携带的一种上粗下细、状如鸡腿的长腹瓷瓶，用于运水或储酒之用。这种鸡腿瓶被很多现代学者视为梅瓶的雏形之作。小口是为了避免盛装的水、酒溅出，减少酒的挥发并方便携运，辽墓壁画中还有表现运输鸡腿瓶的画面。鸡腿瓶口小、颈细、腹长，用绳索捆绑后背运很方便，倒梯形造型使绳扣越勒越紧，很适合契丹人游牧射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需要。
鸡腿壶因其腹部修长，形如鸡腿而得名。通常在储酒时，它们的下半体被掩埋在地下，这样做既可以保证酒的质量，又能保持器物平衡稳定。从契丹族的辽墓壁画“送行图”中，看到马背两侧驮有高挺的鸡腿壶，器身下部用绳索固定。由此推测鸡腿壶身下部的瓦棱纹饰，也应是为便于绳索固定而在长期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实用纹饰。
1999年3月，在河北宣化下八里村发掘的张文藻与妻子墓，合葬于辽道宗大安九年（1093年）。墓中出土物包括了2件绿釉鸡腿壶，造型作小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小平底，通身施有绿釉，瓶身较一般辽代鸡腿壶矮，应视为梅瓶造型。出土时，壶口部用石灰封闭，壶内尚存留有枣红色的液体。此墓前室东壁上描绘有“童嬉图”，主要是有关茶道的内容，画面中木桌上放有一只短腹小口梅瓶，桌下的矮几上放有腹部修长的鸡腿壶，考虑到墓中出土的两只绿釉鸡腿壶在造型上与传统梅瓶已比较接近，壶中盛有枣红色液体，墓中壁画描绘的鸡腿壶也应是用作装酒，并且从壁画可知，当时的梅瓶已分长腹、短腹两种，短腹梅瓶已可摆放在桌上了。
辽代梅瓶在造型上，有继承契丹传统造型的鸡腿壶。如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乾二年田”款梅瓶，高64.9厘米，腹径24.3厘米，口径8.4厘米。作平底，底足无釉，“乾二”应当是指辽乾统二年（1102年），“田”字应为制作工匠的姓氏。位于内蒙古赤峰市的猴头沟乡辽代缸瓦窑址，可见到许多鸡腿壶的残器，说明赤峰缸瓦窑址是辽代鸡腿壶的一处重要产地。
鸡腿壶自出现以来，即以其优雅气质，备受人们喜爱。北自辽人，西至西夏，以至宋、金及以后各代，形形色色，始终为人所喜好。鸡腿壶一器也多有学人因喜好而考其史，辨其用。
徐之衡《饮流斋说瓷·说瓶罐》中有“梅瓶（鸡腿壶）口细而颈短，肩极宽博，至颈稍狭，折于足则微丰，口径之小仅与梅之瘦骨相称，故名梅瓶也，宋瓶雅好作此式，元明暨清初，历代皆有斯制”。晚清时，梅瓶已专指小口，短颈，丰肩，收腹，长颈瓶器。
大量考古资料显示，鸡腿壶器型最早出现于辽。辽、宋、金、元时期广为使用。北方地区考古出土的辽至元代壁画，砖雕墓葬以及寺观壁画中，多有绘制鸡腿壶者，绘刻画面大多为家居宴饮场面。当时鸡腿壶多数是作为储酒用的容器。磁州窑此类器上有开光黑彩书“清沽美酒”“醉乡酒海”“酒都司使”等文字，可知其为储酒容器使用。当时都有瓶盖扣置在小口之上，不论墓葬壁画、砖雕或者寺观壁画，都清楚地表现出当时的使用情况。
梅瓶（瓷胎）或鸡腿壶（缸胎）小口与梅骨相称，当为后人“顾名思义”之解。瓶口之小，或有可能是为保存酒的醇香而匠心所致。南宋赵德麟《侯鲭录》卷三百“陶人为器，有酒经焉。晋安人盛酒以瓦壶，其制小颈，环口，修腹，受一斗，可以盛酒。凡馈人牲，兼以酒置，书云酒一经或二经至五经焉。他境人有游于斯邦，不达其义，闻五经（古之五经博士）至，束带迎于门，乃知是酒五瓶为五经焉”。由此可知，酒经即酒瓶。现在民间仍有称梅瓶为经瓶者。元代以后，这种器形逐渐变为陈设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