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男，汉族，1956年11月生，山东寿光人。1975年12月入党，1974年8月参加工作。大学文化，山东省委党校经济管理专业业余本科班毕业。

陈光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以诸城国有企业改革“陈卖光”闻名全国，诸城以一个县级市因为改革的及时和彻底，千万资产以上的诸城人已多达3000多户。

陈光继诸城市委书记之后又升任山东菏泽市市长、菏泽市委书记，在菏泽期间，又曾因为改革的作为，被称为“陈送光”，以非常的勇气主持了菏泽的国企改革。

1994、1995年被中组部分别授予全国百名“人民好公仆”和百名“优秀县委书记”称号。 著有《当代中国城市的改革与发展》等书。现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成员。

1974年8月—1976年11月任寿光县纪台公社下乡知青，县供销社办事员，县委宣传部干事；

1976年11月—1989年5月任昌潍团地委秘书；地委办公室秘书，潍坊市委研究室城市经济科副科长、科长（其间：1983年9月—1985年6月昌潍师专干修科学习）；

1989年5月任共青团潍坊市委书记；

1991年10月—1997年6月任诸城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书记，潍坊市委常委、诸城市委书记（其间：1994年9月—1997年6月在山东经济学院统计与会计核算专业业余学习；1996年9月—1999年1月在山东经济学院统计与理论专业业余本科班学习）；

1997年6月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

1997年12月任菏泽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

2001年1月菏泽市委副书记、市长；

2003年4月任菏泽市委书记。

2007年3月当选菏泽市委书记。

2008年2月不再担任菏泽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任山东省省长助理、省政府党组成员。

2012年2月23日，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山东省委员会副主席[1]

2012年年2月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决定，免去：陈光的山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助理职务[2] 。

2012.03- 山东省黄河三角洲建设办公室主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3]

1991年，陈光调任山东省诸城市市长时，不足35岁。第二年，按照中央统一部署，诸城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结果是“灾难性”的：150家企业中103家亏损，43家资不抵债。 国企产权改革先驱陈光

当时诸城有18000人吃财政饭，但财政收入不足8000万，干部工资不能按时发放。按常规，诸城每年需500万财政预备费，但一分也没留。半死不活的国企状况和入不敷出的财政处境，让时任市长陈光如坐针毡。“这个月发了工资，马上就得调度下个月的支出，这个钱谁给？企业给我们交。企业都生存不下去了，交什么？财政收支平不起来，干部职工发不下工资，你这市长怎么当的，所以你必须想办法！”陈光坦言当时诸城改革皆因企业和财政困境所迫。

1992年4月，就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不久，诸城市长陈光启动了这项后被广泛传播为“卖光”的国企改革。从1992年开始，陈光提出改革，诸城市282家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改制，其中90%以上的企业改成股份合作制，即将企业净资产卖给内部职工。15个月内，基本全“卖给”了内部职工。一时间，诸城轰动了，山东轰动了，全国轰动了。陈光一夜成名，香港的一家媒体由此把“陈卖光”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这一改革引起了广泛争论，直至国务院调查组给出定论方止。此后，国企改制在国内全面展开。陈光的尝试，启动了中国国有企业现代化改革的征途。在一定意义上，陈光不失为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

1996年2月，中央联合调查组赴山东诸城处理“卖光国企”事件。最后的结论是：诸城的改革，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群众满意。一个月后，朱镕基亲抵诸城，对诸城市采取多种形式探索搞活小企业的做法表示肯定。至此，被冠上了“陈卖光”的诸城市长陈光才松了口气。

后来的实践也证明，“卖光”成了诸城改革的转折点。这个没有港口码头、没有铁路、没有高速公路、自然条件不好的县级市，在陈光实施改制后发生了巨大变化。统计显示，1996年的诸城与1990年相比，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由17.3亿元增加到72亿元；财政收入由0.85亿元增加到3.2亿元。

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

由于诸城“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国企改革，是国企职工的自愿选择，且市政府同时做好了社保等配套体制的改革，整个改革进行得比较顺利，用后来中央派来的调查组的话说是“方向正确，措施有力，效果显著”。但是，当1997年陈光将诸城改革经验复制到他掌舵的菏泽市时，没想到麻烦和怨言却多了起来。事后看来，菏泽与诸城有诸多不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背景是，以农业为主的菏泽当时是山东最穷的一个地级市，穷到企业职工都拿不出钱来购买国企股份。因此产权改革不得不转为“招商”——为那些市属的小型国企寻找新“东家”，甚至是白送。

也在此后一年，经济学家郎咸平和国企买家顾雏军，就顾雏军在入主科龙的过程中有否导致巨额国资流失的问题，展开激烈争论。随着顾的经济问题引起司法介入，郎顾之争又演化成企业界与经济学界关于国企改革的得失之争。

陈光，这位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先驱，以自己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不进行产权改革不行，但只讲产权改革也不行。产权改革的成功，需要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的转型来配合。

首先，对国有中小企业的放开、搞活，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

其次，盘活了大量的国有资产。在诸城的中小企业改革中，原来由于经营不善而闲置的大量国有资产盘活了，这些国有资产有些虽然是以低于折旧后价格出售的，但盘活了，能用了，这不仅不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反而是将国有资产变现，尽可能降低了国有资产的价值损失。

再次，促进了诸城市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观念的转变。改革可能只是一时的，但是通过改革，使诸城市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观念转变得更加灵活了。这样，当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不再是局限于原来的框框寻找解决的办法，而是通过各种形式来解决，在诸城市最初的改革之后又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也可以看作是诸城改革的长期意义。

当时的诸城改革，对国有企业或其他经济领域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主要是在观念上，诸城改革打破了地方政府等、靠、要政策的问题，自己进行试点，推进改革，通过各种方式推进国有中小企业发展。改革的成效出来了，改革得到了承认。国有企业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也应该如此，不能片面地强调改革了多少，而更要强调改革为人民群众带来的实际利益。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并发展完善，任何能够为人民群众带来实际利益的改革都将被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