讴歌之王黄鲁逸

“怕听琵琶，多年漂泊，到处不成家，凄凉到咁，不若叫佢唔弹罢。” 2014年6月17日的午后，祖籍佛山南海九江的96岁抗战老兵黄洪颤巍巍地轻轻翻开一本发黄的小册子，情不自禁地哼唱起父亲的作品。这是他阔别70年后，再次看到父亲的遗著，黄洪百感交集,感叹万千。

其父名黄鲁逸，字复生，是广东著名的报人、剧作家，曾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反清革命。毕生写了大量粤讴和南音作品，被誉为“讴歌之王”。把粤讴的思想性、艺术性推向了新的高度。

然而，随着粤讴的没落，这位以歌为武器的革命党人也逐渐被人淡忘。近日，记者通过走访其后人、查阅史料，窥探这位以酒当歌革命人的嬉笑怒骂的一生。

幼年师从朱九江迷上“粤讴”

南海九江镇位于西江干流之畔， 历史上素有“小广州”的美称。晚清时代，九江有一位知名的大儒朱次琦（朱九江），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清末民初，九江还有一位知名的文化人黄鲁逸。幼年时代，黄鲁逸师从朱九江。

半个多月来，记者多方寻找有关黄鲁逸的线索，但是还没有发现比较全面的资料，黄鲁逸的生平资料多散见于同时代革命党人的生平介绍中，大部分内容是只言片语，唯一的专著是其侄儿黄志强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请罗达夫搜集编著的《鲁逸遗著》。

《遗著》至少有2集，第一集原为南海“龙舟说唱”传人关祥先生所拥有。关祥先生今年89岁，是南海西樵知名的地方文史专家。前些年，关祥把资料捐给佛山市档案馆，目前藏在档案馆内。册子很小，厚不过百页，大小约等于两本收据本，高剑父为封面作画，里面收录了黄鲁逸生平创作的粤讴36首，南音1首，班本4个，并有10位友人为该书作序。

据第一集的预告目录显示，《遗著》还有第二集，收录黄鲁逸的生平轶事，但记者检索广佛两地的博物馆、图书馆，并未发现这本书的踪迹。黄鲁逸之子黄洪也表示，幼时，家长藏有《遗著》，比如今收藏在市档案馆的这一本“厚很多，色彩也更加鲜艳”。

即便如此，通过这本小册子，我们依然能够看到这位革命老前辈烂漫的一生。

曾任《世界公益报》的李大醒在《遗著》开篇序言中介绍，黄鲁逸于1869年出生于顺德龙山，但很早，家族就迁到了南海九江，在黄鲁逸7岁时，一家人又随着经商的父亲搬到澳门。

关祥和黄洪说，在前往澳门之前，黄鲁逸拜“九江先生”朱次琦为师，在礼山草堂读书。

朱次琦是黄鲁逸舅父，他对黄鲁逸的影响有多大，无从考证。而日后让黄鲁逸声名鹊起的粤讴，则更多是来自于其母亲邓氏的言传身教。

将情歌“粤讴”改成战歌

1894年，25岁的黄鲁逸到上海、武汉谋生，遭遇白眼，颠沛流离数年后回广东，与陈少白、郑士良等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运动，先后在粤港有影响力的《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华侨报》任编辑、记者。

黄鲁逸除了在报刊上写“庄言正论”外，还将民众喜闻乐见、短小精悍的粤讴当成宣传革命新思想、反映内忧外患的载体，创作大量粤讴、剧本，赢得“粤讴之王”的称号。

“拿着军阀、恶僚、土豪，社蠹，做他的对象，半嘲半骂，听他们慢慢消受。”友人冯玻璃在《遗著》的另一篇序文中写道，黄鲁逸的作品多发在报屁股中，但只要有他的几句“粤讴，一出剧本，便异常色彩”。

另一友人黄祖诒的序文更表示，黄鲁逸的粤讴“一经刊登，阅者争相购买，甚至有舍特电要闻不观，而反以先睹君之所撰之剧曲为快者”。

黄洪记得，小时候，广州市井几乎人人都会唱父亲的作品，父亲没有教过他唱粤讴，但如今，他拿到歌词，仍能够很快就唱起来。

在黄鲁逸的推动下，粤港澳的报纸竞相模仿，每日都刊登一两首新的粤讴，大有无粤讴不成报纸之势。友人李孟哲写的序言里分析道，黄鲁逸的粤讴之所以被人追捧，在于“言近旨远，臧否人物，指陈时政皆托儿女旖旎之词，不自知其感人至深”。

成立影剧社改良粤剧

粤讴是广东曲艺说唱之一，与木鱼、龙舟、南音、板眼被称为粤调。粤讴起源于珠江一带的疍歌和咸水歌，本来是珠江花舫、妓院妓女唱咏的情歌，后为岸上瞽姬师娘等人的歌唱。

道光八年（1828），南海名士招子庸将自己创作及从民间收集的121首粤讴，结集成《粤讴》（又称《越讴》），才有了粤讴这一叫法。1904年，英国人金文泰把《粤讴》译成英文，将其与希伯来民歌并列，名为《广州情歌》出版。此后，《粤讴》相继被译为葡萄牙语、日语，远播世界，成为扬名海内外的说唱艺术 。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后，盛极一时的粤讴开始衰落，到如今，佛山、广州已不闻粤讴曲调，在佛山，除了关祥先生能够用龙舟说唱的方式演绎粤讴外，已无其他人能够歌唱粤讴，其逐渐被融入粤剧之中，成为折子戏。

粤讴为何会衰落？已故的佛山非遗专家陈勇新分析，粤讴是在外江班统治广东戏剧舞台，到处是舞台官话和异腔北调的背景下产生的。为了与舞台官话抗衡，粤讴在唱腔音乐创新上下功夫，既不以某种地方民歌为依据，又刻意离开木鱼、龙舟、南音的框架而标新立异，令当时的人耳目一新而盛极一时。若干年后，粤剧、粤曲成为地方音乐、文学的总汇，上升为大众主流文化时，粤讴开始显得格格不入，加上粤讴字少腔多，不适合现代人口味，且难以融进粤剧粤曲中，逐渐销声匿迹。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和发动阶段，为传播革命思想，革命党人纷纷改良戏剧作为传播工具，革命志士和学生、工人等联合起来，组成戏班，成为“志士班”。辛亥革命前后10年，共有30多个“志士班”成立，其中，又以黄鲁逸、陈少白、黄轩胄等人在澳门成立的“优天社志士班”（后改名为优天影剧社）影响最大。

已故的佛山非遗专家陈勇新撰写的《讴歌之王——黄鲁逸》一文中介绍，1903~1913年，该社因为经济困难或清政府勒令解散而时起时落，但涌现了郑天可、靓雪秋、姜武魂等名角，深受群众喜爱，黄鲁逸创作的改良粤剧剧本《虐婢报》、《贼现官身》等因以通俗浅白的方言描写当时官场的黑暗，民间的疾苦，而最为脍炙人口。

1924年，黄鲁逸重组优天影院，因当年是甲子年，又称甲子优天影。在此期间，黄发现了陈非侬有潜质，让他担当旦角主演《自由女炸弹迫婚》，一炮而红。

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同时，优天影剧社还推动了粤剧舞台官话唱念向粤语过渡，小生由尖窄假嗓改唱平嗓，大量吸收民间歌谣入腔，从而引起唱腔音乐发生质的变化，完成由古腔向现代粤剧转变。

不附权贵贫困一生

黄鲁逸一生贫困，大半生卖文度日，却经常用微薄的稿酬接济穷人，黄洪儿时常听长辈提起，创办优天影剧社时，家庭经济非常困难，影剧社以宣传革命为主，门票收入又低，演员们经常没饭吃，每每这时候，父亲就到菜市场捡一些烂菜叶拿回家让母亲洗干净，再买两桶猪血，煮猪血菜叶汤给演员们充饥。

辛亥革命后，不少革命党人一跃成为达官贵人。谢英伯作序说道：“与鲁逸多旧识，鲁逸宜若可兴达官贵人游矣，而鲁逸歌声呜呜如故，未尝一至达官贵人之门也。”

黄洪说：“父亲走时，我还很小，但我仍记得他说过，这一生‘不做官，不做贼，但愿柴平兼米白’。”黄鲁逸以报纸为阵地，投身革命，也许是受父亲影响，黄洪也早早投身保家卫国的革命中。

友人李霞举认为，这是黄鲁逸天真烂漫的性格使然，他一生“视人世如无物，不知有功名，不知有富贵，不知其有利禄，不知有金钱，并不有贫贱，交游甚广，上自军政要人，下而屠沽走卒”。每次写完稿，总会掷笔说“又骗到几毫子了”，没有半点充名士的模样，他嗜酒如命，一有闲，就买酒喝，酒酣则歌声呜呜。

天真性格的另一面则是他的倔强，辛亥革命后，文人多不再批评政府，但黄鲁逸仍执笔痛斥各种社会不平，谢英伯尝劝他，但黄鲁逸不以为然，依然“攘臂逢之，与之斗，不胜，则涎其脸，砑其齿，嬉笑怒骂”。

1926年，在极度贫困中，黄鲁逸病逝于香港，留下侧室梁氏、子云湛（即黄洪）和遗腹子云泽，友人争相为其操办丧事，在广州的明星影画院的追悼会，数千人到场送别。晚清最后一届进士、南海十三郎父亲江孔殷在序中写道，今日之伟人高官，像鲁逸仍然为妇孺称道怀念的又有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