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时间来，在网上流传了一张落款为“缓斋”的孤本书法墨迹影件,原件拍卖的一口价高达30万元。（如图所示）

缓斋，何许人也？原来，他就是清初的镇安才子、顺治十六年(1659) 己亥科三甲进士曹玉珂。曹玉珂，字禹疏，号陆海，一号缓斋。生于明代崇祯二年（1629）前后，卒于官。康熙六年（1667），任山东寿张知县，官至中书。 “平生雅善临池，摹古拓名帖如其真，尤好名篆图章，收聚法物古器，核鉴以自娱”。

曹玉珂，“政尚廉平”,“为政有循声”。他任知县的寿张县是黄泛区，是个很苦的地方。他亲眼目睹了寿张民间的疾苦，在《寿张杂咏二首》的诗中记录下了当时情景。诗曰：

一

三户称为邑，年来意颇安。

城荒茅舍古，树老讼庭寒。

奉檄欣毛义，生鱼效范丹。

昔矣云自守，简静抚凋残。

二

到处多残敝，其尤数寿张。

数村无剩树，孤舍即名庄。

以秸编门户，何家足稻粱。

富民应有术，深慕汉循良。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黎民百姓对为官者的期望。曹玉珂能想到老百姓的疾苦，以古代廉吏毛义、范丹为榜样，倡导“富民应有术，深慕汉循良”。这种爱民的为官理念，理应褒之。正如孙中山所说：“官吏不过为人民之仆，当受人民之监督制裁也。其循良者，吾民当任用之；其酷劣者，当淘汰之。”

梁山曾为寿张治属，是历代农民起义多发之地。北宋时，梁山泊好汉李逵就曾在寿张坐衙扰邑。当时，李逵私自下山，在寿张县衙大堂上令衙役扮作打架，自己则装作县官判案。说：“这个打人的是好汉，先放了他去。这个不长进的，怎地吃人打了？与我枷号在县衙前示众”。

梁山泊系黄河决口水漫而成，后来水退湖涸，水泊不再。而梁山最高的山头，也不过海拔两百米，并不险峻。所以，在历史上有没有《水浒传》描写的梁山好汉？梁山泊在哪里？人们多有争议。时至今日，梁山县和东平县的网友们还在为梁山泊的属地而打口水战。

康熙六年（1667）秋，曹玉珂到寿张上任才半个月，就对梁山地理做了实地考察，并写了一篇《过梁山记》，很有见地。他说：

往读施耐庵小说，疑当时弄兵潢池者，不过数十百人耳。宋势虽弱，岂以天下之力，不能即奏荡平。应作者讥宋失败，其人其事，皆理之所必无者。继读《续纲目》载：“宋江以三十六人转略河朔，莫能婴其锋”，又《宣和遗事》备书三十六人姓名，宋龚开有赞，侯蒙有传，其人既匪诬矣。意梁山者，必峰峻壑深，过于孟门、剑阁，为天下之险，若辈方得凭恃为雄。丁未秋，改令寿张，梁山正在境内，拟莅止之后，必详审地利，察其土俗以绸缪于未雨。至寿半月，言迈瑕丘纾途山麓。正午，停舆骑马，浏览其山，塿然一阜，坦首无锐。外有二三小山，亦断而不联。村落比密，塍畴交错。居人以桔槔灌禾，一溪一泉不可得，其险无可恃者，乃其上果有宋江寨焉。于是进父老而问之，对曰：“昔黄河环山夹流，巨浸远汇山足，即桃花之潭，因以泊名。险不在山而在水也。”又云：“祝家庄者，邑西之祝口也；关门口者，李应庄也。郓城有曾头市。晁、宋皆有后于郓。旧寿张，则李逵扰邑故治也。武松打虎之景阳冈，今在阳谷。”且战阵往来，皆能历述，多与《水浒传》合。更津津艳称忠义之名，里闬犹馀慕焉。……

难怪曹玉珂后来升为中书科中书舍人，其文笔的确不错，言简意赅，生动流畅。这篇纪实，不仅考证了梁山泊在寿张县的真实存在，认为“多与《水浒传》合”。而且借老农之口断言梁山泊“险不在山而在水”。虽然，从北宋末到清初，已时隔六百年之久，人事皆非，但作为当时梁山泊地区的父母官、寿张县令的曹玉珂,其观点无疑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所以，即使在三、四百年后的今天，仍被学术界经常引用。

康熙十一年（1672），曹玉珂在寿张孙口临黄大堤脚下的访贤桥桥头，书立了一块《唐高宗驻跸访贤处》石碑。原来，唐朝时，寿张有一老者张公艺，虽九代同居，却能和睦相处。唐高宗李治随偕同皇后武则天率文武百官前往访贤，并问其故，张公取出一张纸写下了一百个忍字，唐高宗十分赞誉，便赐号“百忍堂”。熟谙中国历史的毛泽东也曾感慨系之：“一忍易，百忍难呐！”

中书舍人，简称中书，司马迁就是我国的第一代中书。在清代约为从七品文官。掌书写诰敕、制诏、银册、铁券等文案工作。看来，康熙是个知人善任的皇帝，发挥了曹玉珂的特长。曹玉珂“生而颖异，过目不忘”，“嗜书工诗”。他一生著作颇丰，著有《潼水阁集》、《绶斋璧言》、《缓斋初集》、《缓斋续集》、《大河志》、《史论事论杂记》、《终华仙迹集》、《史论》、《事论》、《杂论》、《详刑录》、《左国史》、《汉臆评》、《过梁山记》等。其诗词古文为清初著名文学家、文艺鉴赏评论家刘体仁和“关中三李”之一、“关中鸿儒”李因笃所推崇。

毋庸讳言，富平是曹玉珂的第二故乡，而且他在富平的名气似乎超过在镇安，所以很多人说曹玉珂是富平人。他曾为富平圣佛寺山门写了一幅对联，曰：“隋迹千年胜，秦川一望收。”。很有意境，很有气势，在富平的评价甚高。圣佛寺建于唐代，寺内有一宝塔，全称释迦如来第十六所真身舍利宝塔，在清康熙五年（1666年）做过重修。这副对联应为重修时之作。

富平是秦朝大将王翦的故乡。秦王嬴政在频阳（今富平美原镇古城村一带）请将之后，携华阳公主一同前往频阳迎接王翦，并下诏令华阳公主与王翦在相遇处（今富平县张桥镇铁门村）成婚。将士们用兵车围了个城池,中间搭起了锦幄。在文武官员的恭贺声中，二人结成夫妻。接着，嬴政又下诏将此处赐名为“华阳”。为消除嬴政对自己重兵在握的疑心，王翦带兵出征前，借口为子孙求日后生活保障，多次向嬴政请赐田宅。后来，曹玉珂回富平路过华阳时，写了一首200字的长诗《过华阳原》，记述了这个典故。他还在诗中发出“我叹古达人，身无难处世。料主复审敌，居功无安忌”的感叹。诗曰：

荒村枯树春，平野临华渭。
青草分马首，当时锦幄地。
将军严北发，频阳过旌旆。
前途逢翠华，晕车鸣瑶佩。
围毂驰红妆，彩映鹰扬队。
从官宣天言，遇处即赐配。
倏忽兵为城，中坚起绣第。
铁马夜不嘶，歌吹遏霮濧。
晓起变鬓丝，仙芝赐天妹。
信宿到青门，六宫迎甥婿。
万斛主府开，阿房共壮丽。
祖龙虽多疑，御府取若寄。
我叹古达人，身无难处世。
料主复审敌，居功无安忌。
杜邮与上蔡，嗜杀识先昧。
将军唯谋胜，深绝长平事。
歌凯云梦回，双凤鸣哕哕。
迄今邑山祠，白髭朱颜丽。
香烟讥萧史，空嗟弄玉逝。
华阳人尚见，月明鸾鹤至。

在康雍乾盛世的一百多年的时间里，许沺、聂涛等镇安县令，曾多次篡修了《镇安县志》，并提到曹玉珂。据说，镇安的“乡贤祠牌位”中有曹玉珂。許沺在县志中还为曹玉珂等人撰写了“人物小传”。許沺和曹玉珂系同科同甲进士，曹玉珂任寿张知县时，許沺也在镇安任知县。許沺在镇安当了三年县官，口碑还不错。应该说，许沺对曹玉珂是比较了解的。也许，許沺在县志中对曹玉珂的情况曾有较多记叙。但遗憾是，这一《镇安县志》轶传了，令人惋惜。

八十多年之后，聂涛在乾隆十八年（1753）重新篡修的《镇安县志》中说：“曹玉珂，顺治辛丑科进士（注：此处有误。曹玉珂应为顺治十六年己亥科三甲进士。），任山东寿张县知县。旧志称其以文章名于时。今其文章无可稽。独存文庙内所拟德政一碑，为邑令许沺而作，盖年契也。玉珂科名，载在旧志，官职见所撰许令碑记。而商州志遗之。问之邑人，亦无有知其故里所在者，其后裔移居西安府富平县石川里，至今繁衍。” 也难怪，随着斗转星移，时过境迁，人间的很多事都变得扑朔迷离了。

那么，曹氏家族为什么从镇安迁到富平去了呢？究其因，恐怕和当时的动荡政局有关。明末清初在镇安，由于苛捐杂税，天灾战乱，致使民不聊生，大量外逃。到顺治七年，逃亡人丁高达七千之多，剩下的不过千丁。故窃以为，他们离开镇安的具体时间，最大可能就在清初顺治年间。

但笔者认为，镇安不仅仅是曹玉珂的祖籍，还应该是曹玉珂的出生地，他无疑是镇安人。他在考上进士，起码在中举时，应该还尚未迁到富平。否则聂涛也不会将其作为“选举”、“乡贤”，而列入《镇安县志》之中了。另外，作为旁证。即清代饶玉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也说：“曹玉珂，字陆海，陝西镇安人，顺治十六年进士，有缓斋集。”

聂涛“今其文章无可稽。独存文庙内所拟德政一碑……”之语，说明曹玉珂在镇安还是留有一点文字的，但可惜的是碑文未能录入聂涛篡修的《镇安县志》，石碑也不知是否尚存。不知碑文是曹玉珂回镇安之作，还是在寿张任上之书？一生“嗜书工诗”的曹玉珂，再没有给自己的故乡留下其他文字吗？

当然，曹玉珂考上进士做了官后，可能因当时双亲后代都已迁住富平，镇安再无其他亲人，回镇安尚无充分的由头。而他“卒于官”，直死是一个在任的朝廷命官，若这时摆显造势，锦衣还乡，势必有扰地方，这恐怕也不符合他循良的一贯信念。加之镇安又在“只堪图画不堪行”的秦岭深处，行程艰难。所以他走后再没有回过镇安，是可能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久而久之，在镇安“今其文章无可稽”，“无有知其故里所在者”，其人其事，渐渐走出了人们的视线。

综上所述，曹玉珂的生平，尤其是同镇安的联系，虽然还不太清晰，很多还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据现有资料来看，曹玉珂应是一个从镇安大山里走出去的文学造诣颇为精深的才子，也是一位廉洁奉公、有循良之声的好官，值得我们缅怀。

但愿有关方面的有识之士和对镇安文史有兴趣者能深究之，以还原历史之真情。若此，岂不有益于镇安地域文化的弘扬光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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