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大钦(1512～1545)明代状元，字敬夫，号东莆。潮州潮安县金石镇人。幼家贫失怙，聪颖嗜学。嘉靖壬辰(1532)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以母老乞归，结讲堂于桑浦华岩山，与乡子弟讲贯六经，究性命之旨。嘉靖十九年(1540)母逝，因哀伤过度，大病一场。嘉靖二十四年(1545)葬母于桑浦山之麓，在归途中病卒，终年34岁。著有《东莆先生文集》。

  林大钦小名大茂，小时因深得启蒙老师叶蓁的赏识而更名大钦。他表字敬夫，明正德六年(1512年)农历十二月初六日诞生于海阳县东莆都(今潮州市金石镇)仙都村，故又号东莆。

  林大钦从小家境贫寒，但十分勤勉好学，“聪颖异俦”。十周岁时，随父进城，在书肆中发见苏洵的《嘉佑集》，即爱不释手，求父购回家中，日夜研读。接着又熟读了苏拭、苏辙的文章，深得三苏笔法，以至“操笔为文，屈注奔腾”，气势宛如三苏。十六岁时，父亲去世，家境更为困窘，但他求学之心弥切。在林廷相、林廷泰等族伯的支持下，他饱览族伯的万卷藏书，得以“博通子史百家”。嘉靖十年(1531年)，刚满十九岁的林大钦，在府试中初露锋芒，使有关官员“相与叹赏”，预言他“必大魁天下”。同年秋，林大钦赴省参加乡试，得中第六名举人。越年春，林大钦抵京城参加会试，得中贡士，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接着，他面对殿试大廷，“咄嗟数千言，风飚电烁，尽治安之猷，极文章之态”，终为嘉靖皇帝所器重，御擢第一。史称林大钦“年二十二，对大廷”，那说的是虚龄，实际上只有二十周岁又三个月。以如此年轻的岁数夺取了举世瞩目的状元桂冠，这在中国历史上确属罕见，所以四百多年来，备受称道。

  科举应试文章，历代相沿，早有定式。当时，主考官礼部尚书夏言格遵程式，一再告谕诸生，不可标新立异，并据此选定了孔、高二生之卷，以备御览。血性方刚的林大钦不管这一套。他毅然突破成格，一口气写下了洋洋四千余言的《廷试策》。都御史汪宏阅后，大为惊叹，推荐给大学士张孚敬，并呈明世宗亲裁，终为明世宗“拔之常格外”。

  嘉靖皇帝何以赏识林大钦的文章呢?应该说，这与其酷爱苏文有关。据说，当年殿试之前，世宗已先派内侍探明：“诸贡生之能苏文者，仅敬夫一人”。于是，状元谁属，似已未试先定。这个传说，未必是真，但林大钦以苏文取胜，却是事实。他从小深得苏氏笔法，文字明快，根底深厚，廷试一策，“漭漭汤汤，真有屈注天潢，倒连沧海之势”，的确是诸生中之佼佼者。文中，林大钦就当年人民“冻馁流离”的现象，步步深入地阐析了“耕者无几而食者众，蚕者甚稀而衣者多，又加之水旱虫蝗之为灾，游惰冗杂之为害”等时弊，深刻地指出了弊政全在三冗：冗员、冗兵、冗费；提出了均田、择吏、去冗、省费、辟土、薄征、通利、禁奢等八大除弊措施，还一再儆戒皇帝要“诚坦恳至”、“清虚寡欲”，以“富民生、足衣食”。尽管文章纯系植根于维护封建统治的改良主义思想，但他不做“迂阔空虚”之文，而实实在在地阐发了“剀切时病”之论，特别是对“豪强之兼并”、皇室官府之“横征极取”，不惜大加鞑伐，甚至毫无顾忌地指谪皇帝“惠民之言不绝夫口，而利民之实至今犹未见者”。这些，却是不无进步意义的。如果说，林大钦的《廷试策》首先是在形式上以明快奔放的文笔博得嘉靖皇帝的垂顾，那么，它更是在内容上以其切中时弊的精辟的论述打动了嘉靖皇帝之心。

  关于林大钦的轶闻，的确既有趣又丰富，当然不一定是真的。不过，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这就是故事中有不少言及其青少年时期的执教生涯，却是客观地反映了这位状元出身于教师的事实。如有个故事说，林大钦十五岁时中了秀才，因家穷，即往银湖村一财主家任教职。其始，已议定一学期束修五两。但年届岁暮，还不见财主送来薪金，只得开口讨取。那财主用“银湖院后虎耳草”索对，对上了始给课金。大钦从容地答以“金石宫前龙眼花”。虽是好对，财主却欺其年幼，再次食言，竟诬大钦是来此就读的，倒要其交还学金。于是闹至县衙。时遇阴天，公堂案头上点着一盏明灯。县令对大钦说：“本县今有一联，若对得上，堪称儒师，薪金当加倍判还；若对不上，则系学童无疑，学金还须如数交清。”大钦欣然说：“门生愿聆上联。”县令即说：“一支灯，审条案，分分明明，照见东西南北。”大钦略加思索，当即脱口对道：“五两银，课一馆，寒寒冷冷，耐过春夏秋冬。”县令佩服其才，遂判定财主向大钦赔礼，并加倍送还塾金。

  林大钦夺魁之后授了个翰林院修撰，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但不幸得很，在那个权奸当道，积弊难除的时代里，林大钦终究不能施展其治国才干。据林熙春的《为诸生呈林太史乡贤稿》所载，林大钦中状元之后，“转念垂堂之白发”，即“数月迎养”，“满岁乞归”。也就是说，林大钦在翰林院只当了一年官就以“母病”为由，疏请归养，回到少年时期读书的华岩山讲学去了。不少著述谈称林大钦中状元之后当了三年修撰，那是以三年散馆的惯例而言，应是子虚乌有。

对林大钦的急流勇退，历代众说纷纭。笔者认为，要弄清这一问题，还必须从科举制度加以探究。在科举时代，考官就是得中举子的教师，称为有司，也称座主；考生则自称门生，入宦之后，一般都必唯座主之言是听。都御史汪宏阅处大钦之卷，并荐之于皇帝，理所当然地就成为大钦的座主，对大钦的仕途必将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汪宏敢于推荐“逾格”之“策”，确也难得。然而，历史现象竟是那么错综复杂，偏偏这个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却是个“群僚侧目”的“当朝大奸”。这对刚刚涉足宦海的林大钦，不能不说是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说：“倘媚事举主，以求进身，则恐贻后日之祸”。这就导致他毫无平步青云之志，唯存视官场为畏途之心。他当日就曾屡屡透露出这一心境，诸如“人生不须做官”、“不为一官羁缚”等一类言词，在其书信集中，比比皆是。应该说，这是他引退的根本原因。而老母体弱多病，他又为人至孝，是促使他弃官归田的另一重要因素。在他中状元之后的第二年，翁万达出京知梧州府，他即去信陈诉：“老母卧病侵寻已七八月，此情如何能言，今只待秋乞归山中，侍奉慈颜，以毕吾志”。

林大钦回到家乡后，即“筑堂于华岩”，“寄情诗酒，啸傲山林，独辟学说，摒弃习气”，过着“优游典籍，怡情山水”的生活。如，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他偕同翁万达、薛中离、谢前山登桑浦山，寻访宝云岩，此后还主持重修宝云岩，并写下了著名的《重修宝云岩记》。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是，聚生徒究性命之文，致良知之学。朝廷虽一再催促他返京上任，他都一直不予应召。他还经常与武进唐顺之(号荆川先生)，山阴王汝中(号龙溪先生)、安福邹守盖(号东廓先生)、吉水罗念庵及同里翁万达、薛中离等当世名流互通书信，切磋学问。同时，他尤喜吟诗撰文。康熙年间已有《东莆文集》问世。到光绪年间重刻的《东莆先生全集》，共有五册六卷，收入他的策、论、表、判、祭文、学记、讲旨、书信、诗歌、经义、诗文等著作。他自己生前编定的《咏怀诗集》，就已收入其各体诗作共三百五十五首，其诗“冲澹闲适，有类陶、韦”。可见其致力于著述。后人或说他夺魁后即“恣情自废”，或说他返潮后即“交游却步”，均纯属毁誉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