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山作为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文化积淀丰厚，人文历史悠久。以“德”、“和”为核心的周文化经过春秋战国“儒墨道法诸子百家”的继承和创新，经过汉唐宋明经学理学、文人学士的弘扬发展，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独特具有长久生命力的精神文化谱系，也使得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文明中焕发出璀璨的光芒。我们今天研究周文化，发掘周文化的思想文化宝藏，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周文化产生的政治历史背景周文化产生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从周太王迁岐到武王克殷前后100多年期间。那时，人类社会正处在奴隶社会后期，殷商王朝贵族十分腐化堕落，特别是武丁以后，腐化更甚、国势日衰，到纣王时达到顶峰。商纣王专横跋扈，施行暴政，残害忠良，失去人心，商朝的官吏和贵族过着荒淫无度的腐朽生活，整天饮酒作乐，淫乱好色，打猎游玩，荒废耕地，万亩良田蒿草遍地，让麋鹿禽鸟生长；相反，把奴隶不当人看待，想出各种残酷的刑罚，随意打骂，榨取财物，罚做苦力或任意驱役、杀戮，甚至活葬；商统治者沉溺在酒里，日夜酗酒，洒池肉林，腥秽冲天，连天都发怒了，《微子篇》说，“小民方兴，相为乱仇”，奴隶和下层百姓起来造反，此起彼伏，方兴未艾，商汤国力已汲汲可危，国势日衰。与此相反，居住在华夏土地西北部的周部族正在掘起，他们靠着天时、地利、人和以及勤劳致富的精神创立了一个历史的辉煌。周人是一个古老的民族，迁入岐山之前，一连九代居住于幽（陕西旬邑、彬县一带），时间大约二百余年，到了周文王姬昌的祖父古公亶父时期，因不堪戊狄侵扰，遂率领部族南迁，经永寿、麟游翻山越岭，西南而渡漆水，迁至岐山之阳的周原沃野。这里南有秦岭作为屏障，比枕千山余脉，群峰逶迤，山峦叠嶂，中部为广茅平坦的渭水平原，姜水、渭水、雍水、横水横穿腹地。这里川原相济，宽阔平坦，山水兼得，土地肥沃，春生夏长，草木丰茂，气候湿润，很适合农业生产和栖息居住，擅长农耕的周人，认为找到了最好的宝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诗经》，灿烂的岐周文化就在这块自然条件优越、社会风气良好的王道乐土上逐渐萌生。《管子》曰，“仓廪实则知礼节”，富饶美丽的岐山给周人带来的不仅是丰衣足食的物质文明、还有乐善好施、和谐礼让的精神文明。幽地（今咸阳武功）和其他地方的人，听说古公是个仁人，纷纷扶老携幼前来归附，人口比居幽时增加一倍多。古公让归附来的人自己开荒种田，划分田地，采取“助耕制”，休养生息的政策。这个带有封建性质新的生产关系的逐步推广，顺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趋势，因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经王季、文王、武王三世继续发展，历精图制，艰苦创业，国富民殷，终于强大到足以翦灭大国商。《鲁颂· 宫篇》也说，“后稷之孙，实维太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至于文王，缵（继）大文之绪（事业）”。

相传周武王灭商后，历史上曾经发生了一个凤鸣岐山的故事。《竹书纪年》曰：“周文王之年有凤集于岐山”；《国语》云，“周之兴也，凤凰鸣于岐山”，故《太平寰宇记》按，因“名此山为凤凰堆”，《诗经·大雅·卷阿》记述“周成王出游，召康公从，并陈《卷阿》诗篇，其中就有“凤凰于飞，岁羽 岁羽 其羽”凤凰鸣矣，于彼高岗”。今周公庙北边的凤凰山就是来源于凤鸣岗，又称凤鸣堆，是一座高大突起的山岗，凤凰堆旁，有一个凤凰巢，人称“丹穴凤迹”，宋代在其周围建有凤山楼。

凤鸟兴周与周王兴周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三统一，山青泉胜，林茂粮丰，自然凤鸟集群而来，这里天时；朊朊周原，堇荼如饴，这是地利；最重要的人和就是周室有一个敬天保民，重农尊贤的优良传统美德，凤鸣岐山的传说给周文化的千古流传赋予了传奇的浪漫色彩。

二、博大精深的周文化文化从广义讲，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从狭义讲，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形态都有与之相应的文化。我们今天所说的周文化是指周初的圣贤“三王”（周太王、周文王、周武王）、“三公”（周公、姜太公、召公）和劳动人民顺应历史潮流，继承夏、商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所创造的文化，是与自己政治、经济形态相适应的独立的意识形态。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内容丰富，源远流长，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崇尚礼乐。周公摄政后，除广泛实行分纣制和制定一整套严格的封建宗法制度外，极力推行制礼作乐，为巩固分封制和西周统治阶级已取得的权利和地位，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方面规定了一系列典章制度，这种具有等级性的各项制度的总和即称为“礼”，“礼”与“仪”、“礼”与“乐”往往连用，所以称“礼仪”、“礼乐”（《左传》僖公二十七）：“礼乐，德则也”。这里的“则”就是法则、制度，也就是说在一切生活中的行动必须按规定的礼节与仪式去作，不能超越“礼”的规定的范围。它表现在婚丧、祭祀、朝聘、盟会等一系列活动上，都要按规定的礼仪办事。等级不同的阶层所享受的“礼乐”待遇是不同的，其实质是维护和巩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周公所制定的周礼则包含政治制度、典礼仪式、伦理规范等多种内涵。

所谓“乐”就是音乐，制礼时，配以相应的音乐。《礼记·乐记》说，“礼以道其声，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乐的名目繁多，号称“经礼三百，典礼三千”（《礼记·礼器》），说明当时的礼乐已相当普遍。

尽管“礼乐”是当时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政治工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但从客观分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起到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同时也促进有关手工业的发展。可以说西周的礼乐制度，为今后中国封建礼乐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千年不变的模式。

（2）仁政治国商纣王专行暴政，失去人心，众叛亲离，只好登楼自焚。周代贤明君主从商汤灭亡教训深刻意识到实行暴政的严重后果。因此，从建国初期就采取仁政治国的政治策略：一是礼贤下士，仁慈爱人，长久争取人心。周文王曾经多次登门拜访姜太公，商讨兴周的策略。正因为周文王“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目中不暇食以待士，”所以“士以比多归之，”连许多在殷王朝做大官的大人物都纷纷叛纣归周。二是行善修德。文王自商纣姜里回到岐周，“乃与太公阴谋（秘密谋划）行善修德，以倾商政”（《通鉴外记》卷二下），不难看出，行善修德既是争取民心，壮大自己力量的政治需要，更是推翻商汤，夺取政权的斗争需要。“得人心者得天下”、“仁者无敌于天下”，岐周的政治家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三是见善即行，立马就办。他曾“问于吕望曰‘为天下若何’？对曰‘王国富民，霸国富土，仅存之国富大夫，亡道之国富仓府？……’文王曰‘善！’对曰‘宿善（赞赏某种善言却不尽快实行）不祥。’是曰也，发其仓府，以赈鳏寡孤独”（刘向《说苑·政理》）。孟子也曾热情介绍周文王的仁政善举说：“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仁者世禄，关市讥（检查）而不征，泽梁（在湖泊打鱼）无禁，罪人不拏（不株连妻子儿女），老而无妻日鳏，老而无夫日寡，老而无子日独，幼而无父日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实行宽大政策，扶助弱势群体，是仁政的本质体现。

由于周文王行善积德，善于团结内部力量，提倡“耕者皆让畔，民俗皆让长”的社会道德，周文王领导的周朝国势日盛，许多小国，以周为师，臣服于周，先后投诚89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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