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1931年，1965年腊月二十四因公殉难，离开我已近50个年头。在我的现有记忆里，父亲的音容笑貌已经越来越远，逐渐变得模糊起来。父亲留给我们的“遗产”也越来越少，除去几个记忆的片段，就只有一幅老照片了。这幅照片也是父亲留下的唯一一幅照片，所以我觉得十分珍贵，把它作为最珍贵的宝物，珍藏了54年。
这幅老照片是1960年在合涧照相馆照的。那时我才8岁，记忆里只有星星点点。那是比我年长12岁的叔叔1959年应征入伍服兵役走后，从未出过远门的他，虽然十分想念家乡父老，但由于不能离开部队岗位，只有写信回家请父母照张照片寄给他。而要照一张照片在当时也是十分困难的。1960年，人们连肚子也填不饱，虽然我们山区能靠“山珍野菜”充饥，也没有心思和精力去照相片，所以它在当时实在是一种“奢侈品”。为了让儿子安心在外戍边保卫祖国，我的祖父母还是咬牙“潇洒”了一回，到离我们家15里远的合涧街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我们家族是我们这个小山村的大姓，要到合涧街照相，是十分隆重的活动，也轰动了全村。全家人早早地起来梳洗“打扮”，大人们把箱底珍藏的好衣裳取出来穿上，我们小孩子也穿起最好的衣服鞋帽，平生头一回要到合涧街的“大地方”见世面，一个个喜气洋洋。
这张黑白照片也是我们家族有史以来的第一张全家福。照片取回来后，除了给叔叔寄去一张，另一张就一直用相框夹着挂在祖父母的中堂上，直到祖父母去世后我才把照片像宝贝一样珍藏到现在。虽然经历了50多个春秋，照片表面发了黄，也有几处裂痕破损，但它基本保存了人物形象的“原生态”。照片上共有18个人，实际分为三个分支。祖父母是家族中辈分最高的长辈，以下按长幼排下来。如果再加上在外光荣服兵役的叔叔，整个大家族一共有19人。可是，现在照片上的长辈7人和堂二哥共有8人已经谢世，家族人口也已繁衍到80多人。从这张发黄的老照片上，还可以从中读出许多珍贵信息，典型地反映出20世纪60年代的流行色，人们的服装从老式的大掩襟上衣和大掩腰裤子开始向中式和中山装过渡。在男人们中，除了爷爷还穿着大掩襟棉袄外，二伯父和堂二哥的上衣已经成为对襟中式，我父亲和堂大哥穿上了中山装。而我头上戴一顶瓜皮小花帽，上身穿一件手工缝制的对襟中式棉袄，下身穿一条大裆棉裤。我的姐弟妹和侄女们胸前都戴着花布护衣，有的是从供销社买的，有的则是自己手工缝的。鞋子全部是自家手工做成的，奶奶和伯母的脚还是三寸金莲。二伯母、母亲和大嫂以及稍大一点儿的姐妹们的发型，都是剪发（俗话叫“秃不缨儿”），在侧面分出一缕头发用彩色头绳绑着。这些都是那个年代的特色标志。
照片上，我依偎在父亲的胸前。我身后坐着还只有29岁的年轻潇洒、略显成熟持重的父亲，面容圆润饱满，表情自然大方。这就是我的父亲！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霜雪雨，父亲的影像也在渐渐变得遥远起来，只有看见他留给我们的这张照片，才能清晰地欣赏到父亲那张慈祥的脸。
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已经不多，但有几个时间节点，却让我记忆犹新。父亲身躯高大、伟岸，他慈爱，诚实，本分、勤劳，是我的大树。记得我第一天上学时，父亲就给我准备好了小黑板、黑板擦子、铅笔、粉笔、本子等。在以后的上学历程中，父亲从来没有让我操心过学习费用等等。在我们村，父亲是个大力士，生产队里的重体力活他当仁不让地担当着。在我十来岁的一年五月割麦子，有一块麦地在老窑下，离生产队的打麦场有四五里远，全是山中的羊肠小道，父亲一早就叫上我，他扛着两头尖的扁担皮绳，我挎着一只篮子，要到老窑下往回收麦子。割完后，父亲先把麦铺抱起来用皮绳捆住，我给父亲扶着如山的麦垛，防备倒塌，然后父亲用膝盖顶住麦垛，两手用力抽动皮绳，把原来松散的麦子勒得紧紧的。把麦捆捆好后，我和父亲又把掉在地里的散麦穗拾捡干净，装到篮子里。父亲拿起扁担，先在一捆麦子上扎出一个孔，再把扁担搁在一条腿的膝盖上，借助膝盖的支撑，就把那么大一捆麦子挑了起来，试试平衡不平衡。如果不平衡，则要拔出扁担，重新扎捆，直到麦捆挑起来能平平稳稳。然后把这捆麦子放下，抽出扁担，再去扎另一捆，程序与前一捆一样。父亲在捆麦捆和扎麦捆时，一直做还一直给我说：“捆麦个要把皮绳放在正中间，往上搁麦铺也要两头一样，绳要刹紧，如果放得不一样，捆的麦个子一头大一头小，麦秆很光滑，挑着它走那么远，很容易在路上开捆，就又得重新再捆一次，还会糟蹋好多麦籽；担捆也必须扎在麦捆的正中间位置，如果扎偏了，两捆不平衡，也无法顺利走路。”拾完地里的麦穗后，父亲把篮子给我，自己挑起两捆麦子往回走。四五里远的山路，上上下下，扭扭拐拐，父亲却连放下担子歇歇肩膀都没有。回到麦场上一过秤，两捆麦子240多斤，我拾的麦穗也有十多斤重。经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在我长大后，也曾去父亲去过的老窑下挑麦子，但没有父亲当年挑得重，只挑了210多斤。
父亲自小没有上过学，还是在解放以后村里办的民校（也叫夜校）扫盲班补习了一段，却认识了好多字。小时候在晚上我经常听见父亲的读书声，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拿着书本亦唱亦念，基本能把一本说书唱本念下来。
我一辈子最刻骨铭心的是父亲的不幸去世。1960年正是饿死人的年代，我现在想，父亲当时肯定也是整天饥肠辘辘，饿着肚子也不少干活，一年到头都没休息几天。1965年小年过后的腊月二十四，生产队党组长领着一干男劳力去离村2里多地的一段崖头上修路，要把原来只能供人步行的石头台阶小路劈修成能推着小推车上下山的大路。整整一个冬天，他们都奋战在工地上，每天勉强对付两顿稀饭，用肉体同坚硬的顽石斗争。按山区人的风俗习惯，腊月二十三小年过后，就该歇工打货准备过年。二十四是农家扫房子的日子，母亲吩咐我去鸽子岩下掏一点白土，准备把被木柴熏了一冬天的屋内墙壁粉刷一遍，这已是山区人长久以来的习惯。父亲吃过早饭，也就是喝了点稀饭就上修路工地去了，我也拿着工具去挖白土。我正挖得起劲，突然有人传来消息，说我父亲出事了。我急忙丢下手中的活儿，奔向出事地点。到父亲出事的地方，有人指给我说，父亲和其他几个人在用力从里边向崖下掀一块大石头时收势不及，跟着石头跌下崖头，一丈多的高度，头向下正跌进下边三块相对的大石头的空隙中，现在已被人们抬着往合涧医院抢救。我听说后又急忙往山下跑去，跑到半山坡，我追上了父亲的担架，大家停在路上，母亲俯在父亲身上悲天喊地地痛哭失声，哭成了泪人。我急忙俯下身去看父亲，发现他头部和身上也没有严重的破损伤口，但已经昏迷不醒。人们围在旁边，商议说，离合涧医院还有十多里路，看他的伤情已经赶不到那里了。无奈之下，只好把父亲抬回家里，到家后，父亲就永远停止了呼吸。34岁的父亲就这样带着无尽的遗憾走了，那条他费尽心血力气的路还没有修成；上有老父老母，下有五个年幼的孩子，其中老五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我是父亲的长子，那年也才刚12岁，常年依偎的大树轰然倒地，我稚嫩的心灵印上了永远痛心疾首的记忆。
父亲的突然去世，没有留给我们兄弟们只言片语，更没有遗产留给我们。快50年过去了，比我小好多岁的弟弟们恐怕也不记得父亲的样子了，更不用说五弟。这唯一的照片，使他的子孙后代在若干年后得以瞻仰先人遗像。所以我把这张全家福当作宝贝珍藏着，还翻拍出父亲的单独头像，放大保存。
父亲短暂的一生，留给我们的遗产虽然很少，但他闪光的品质，是我们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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