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宋珩（1891-1954），字长安，清光绪十一年（1891）生于蒲江县寿安镇贫民家。父亲宋正义（兴），为糕点铺佣工。董宋珩两岁亡夫，母亲因家庭贫穷，生活无着，不得已，携子来仁寿县周龙场（今中农乡）与董明鉴结婚。按乡俗，随母出嫁的子女更姓名，乃将养父姓氏“董”字加于宋珩之上，因名董宋珩。后又从周龙场迁家到文宫场定居，因已成人，故为仁寿文宫场人。 养父家亦贫穷，是一个操习风水地理的走方郎中，常年奔走于外，为人测看阴、阳宅地以养家糊口，长安自幼聪颖，眼见父母为维持家庭生活，抚育子女，起早睡晚，百般辛劳，又常听到母亲谆谆教诲：“要努力读书，长大才能扬名声显父母。”因而很早就自觉发愤读书，年仅8岁即能替人写对联，字迹端正，深获族人、亲戚、邻友的称赞与同情，且受到他们资助，进入仁寿读高小。毕业后考入成都陆军学校，后又考取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被捕入狱。出狱后，即投入熊克武部队，随护国军讨袁，以战功升连长、团长到集团军副司令。 民国十二年（1923），董宋珩由团长升任旅长。次年，孙震任西北屯军司令，董宋珩随之升任第一路司令。后废路改师，董宋珩任第二十九军第一师师长。从民国十四年起，董宋珩军驻防绵（阳）江（油）一带，指挥部设中坝。时江油一带匪风猖獗，社会秩序混乱，虽也曾清剿，但彼没此出，未尝清净。尤其是盘踞在中坝、绵阳交界的紫、柏两山的小股土匪，四处骚扰抢劫。董宋珩认为这些匪徒竟敢在他防区内作案，实在亵渎了他的军威。这年冬天，下令清剿，深入两山围剿搜捕，3个月后，大部皆歼，少许幸免者逃逸。于是中（坝）、绵（阳）一道畅通无阻，彰明县的老百姓特为董宋珩建立功德碑，碑文曰：“县西鄙紫柏二山，素称匪薮，为中绵之患，而吾彰受害尤烈，自民国十四年董长安卫戍斯土，亲率劲旅，一鼓荡平，裨十年积寇，歼灭无遗，所属人民得庆安居，皆公赐也……” 中坝早为涪江上游货物集散地，是川西北重要商埠，自经清剿后，商业日渐繁荣，税收兴旺，军费亦充足。董宋珩随即着手整顿市容，改造街房，强制商民将原来的旧式铺面拆去，改建为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新式街房，并下令设市政局委任王兆祥为局长，又派旅部副官陈永法负责改建街道，市容为之“焕然一新”，为当时川西一带的第一大重镇。 绵阳到中坝原只有石板老路，交通不便，董宋珩自己亦不能乘坐小福特车，故于民国十六年下令征集民工建筑公路，9月开工，次年完成。通车之后，交通运输立即发生巨大变化，扩大了物资交流，推动了中坝商业进一步发展。在此期间，四川省主席刘文辉通令拍卖官、公、会、庙产业，供建设需要。董宋珩驻区内观雾、窦团二山的庙产在他的保护下并未动卖。两庙僧众万分感激，称颂他为“董太师”。董宋珩在每年夏天也常到窦团山避暑，还在山上修了一座楼房，取名“春台”。又叫秘书尹庄伯在三块巨石上各书“别”、“有”、“天”一字，另一块落款署名：“董长安民国庚午年立”，然后把它嵌上山的悬崖，为山添一景观，至今犹存。 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前夕，何应钦主持川康整军会议，原二十九军改编为四十一军，孙震任军长，董宋珩为副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由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七3个军组成二十二集团军。当年九月，董奉命从绵阳率部出川抗日，经西安转赴山西前线。董宋珩部编入第二战区，在娘子关附近与八路军协同并肩作战，血战于东西回村及阳泉以东地区。当时川军武器落后，装备甚差，再加上阎锡山分散使用川军，不让发挥集中力量。但川军基于民族义愤，仍然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稳定了局势。人物完成后，调平延休整布防，阻止日军进犯。当时指挥部设洪洞，董宋珩因之得以与朱德总司令经常接触，深为朱的思想作风所感动，油然起敬，羡慕八路军军纪及官兵一致，群众拥护，作战勇敢，自愧莫及。因此常邀请朱总司令向官兵讲话，介绍八路军的优良作风和作战技术，以提高自己部队的素质，鼓舞士气。 民国二十七年（1938）二十二集团军调赴徐州，受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节制。邓锡侯任总司令，孙震升为集团军副司令，辖四十一、四十五两军。不久，日军南下，董宋珩部四十一军参加滕县枣庄战役，一二二师坚守滕县，官兵英勇奋战，师长王铭章殉国。二十二集团军转守韩庄阵地，继续殊死抵抗，为保卫徐州、为台儿庄会战集结兵力争取时间、战机创造了有利条件，赢得了台儿庄战斗的巨大胜利。同年五月，盘踞蚌埠的日军沿津浦线北上直趋陇海之黄口，妄图与台儿庄之敌配合，围攻徐州。二十二集团军按李宗仁部署，以师、团为单位，逐步靠向鄂北襄樊，阻其西进，董宋珩坚守指挥所，指挥部队英勇杀敌，寸土不让。日军几度猛犯，因董宋珩指挥得当，均被击退，保住了鄂北广大后方。董宋珩身上多处挂彩，部属都劝他回四川休养，他总说：“倭寇未灭，何以惜身？不败日寇，军人之耻。”仍留前线，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徐州、襄阳、樊城一带的人民先后赠送他“指挥若定”、“保家卫国”、“运筹万里”等多面锦旗。 抗战胜利后不久，国共内战开始，二十二集团军当时驻守第五绥靖区，孙震任主任，董宋珩为副主任，军驻河南卫辉（汲县）、丰丘一带。民国三十六年（1947），董主任回成都治病，住观音桥，常进城经王家坝辜端家，与夏正寅往来甚密，常说：“战争是痛苦，是百姓的灾难，本人决不打内战。”这年，他的侄婿从台湾驾专机迎他同去，被他拒绝了。民国三十八年（1949）春，川西地下党人胡春甫通过夏逊父子、易野元、田一平、杨述等关系，动员董宋珩十六兵团起义。当时董宋珩虽身为十六兵团副主任，但他早已离开部队，有职无权，他深知此时若要策动兵团起义，危险大，困难多，但仍毅然接受了人物，当即以王家坝19号为联络点，秘密联络十六兵团军官曾苏元、杜庸、袁国副等策划起义，待机行事。十二月上旬，十六兵团移驻绵阳、什邡、广汉一带，董宋珩由成都去绵阳迎接兵团，首先向孙震、孙元良表示，愿回部队共渡时艰，以麻痹二孙，消除疑备。并诫告孙震说：“成都已很乱，飞机票难买”，促使孙震早日离开部队，以免妨碍起义。随后又回到曾苏元据点，分别与十六兵团的师、团长等接触，交待中共政策，指出：“战必败、走必亡，只有起义才是唯一正路。”这些师、团长多属董宋珩的老部下，愿同他一道起义。当时十六兵团的主要任务是在广汉截断川陕公路，阻止共军南下，再回成都死守，以掩护胡宗南进驻西康。在十六兵团军事会议上，董宋珩故意力主“让开川陕公路，不与共军作战以保存势力，更不要死守成都，因十六兵团的家属多在成都，会招致伤害，应把部队放在什邡、绵竹一带相机行事”。这一主张居然被孙元良采纳。董宋珩立即暗地通知各军、师、团开赴起义地区集结，脱离孙元良的控制。孙元良到什邡，见部队已各行其道，不听指挥，而且又联系不上，引起了怀疑。 当董宋珩与曾苏元正要离开广元赴指挥所时，突然接到孙元良请吃午饭的大红帖，董、曾立即混入部队直奔马脚井指挥所，摆脱“鸿门宴”。孙元良见二人不来，即令警卫搜捕，不得，方知真实有变，大事已去，于21日仓皇逃回成都。22日，董宋珩率十六兵团在什邡起义，给中共一野南下、二野进军扫除了障碍，使川西广大民众避免一场战争灾难。 董宋珩具有儒将风度，乐善好施。在军时，经常资助青年上学，为有志之士参加革命提供方便；在家乡文宫场开设“久思堂”药铺，向贫穷人施药；还在每年青黄不接时向文宫场人民发赈济粮和无息贷款。为不忘父母及养父的恩德，在文宫场修建大本堂（董宋二宗祠）一座，春祀秋祭，以示对恩亲的缅怀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