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
天津开埠后，伴随着经济贸易和对外交往的发展，作为信息交流和传播载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也随之发达。大批外国传教士、商人、外交人员为宣传教义、了解商情、传达消息纷纷在天津创办报刊。西方几近成熟的报刊形态使得近代天津报刊一开始就呈现出较为完备的形态，近代天津新闻传播以报刊为主要形式，因而租界报刊的繁荣，也促进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发行报纸30余种,总发行量超过29万份,本地发行18.7万份,日均2.5人就有一份报纸,这还不包括多如牛毛的各种小报。

租界利用特殊的政治和舆论环境，使得存在其中的天津本土报刊在自由与管制的两重境遇中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租界报刊由于受到经营理念、文化观念和西方传媒技术的影响而繁荣，也为近代天津新闻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18]。

外文报刊
光绪六年（1880）与光绪七年（1881）的两个冬季，天津英租界曾出版过一份小报《北方邮报》，内容主要是刊登海关贸易统计之类的报告，并非正式的报纸。光绪十二年（1886），天津第一家正式报纸——英文版的《中国时报》，《中国时报》是清末民初在中国比较有影响的一家报纸。1886年11月6日，由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与英商怡和洋行总理笳臣（Alexander Michie）集资，创办于天津英租界，分中英文两版。

20世纪初以后，天津法租界的经济不断繁荣，各大、小报社又聚集于法租界。法租界的中外文报刊主要有《庸报》、《商报》、《新天津报》、《华北新闻》、汉文《泰晤士报》、《华北明星报》、《评报》、《中华新闻画报》、《北洋画报》、《玲珑画报》、《风月画报》等等。

天津日租界的外文报刊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先是居留民团时期, 报刊主要为日侨服务,经费和读者少, 经营困难；日寇占领天津后, 借助其侵略势力及财力补助, 而且读者群也相应扩大, 内容信息也大为丰富, 日伪报刊才得以生存和发展。较早的日文报纸有《北清日报》。1918年以后又出现了《京津日日新闻》、《天津经济新报》、《华北商报》等。七七事变之前，日租界内还出现了大批经济报刊，为日军大举进攻中国制造舆论和声势。[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