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崎岖苏辙生于宋仁宗宝元二年二月二十日（1039年3月18日），时其兄苏轼四岁，父苏洵三十一岁，游学四方。

至和二年（1055年），娶同里史瞿之女，苏辙时年十七岁，史氏十五岁。

仁宗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礼部会试，当时欧阳修知贡举，将苏轼、苏辙兄弟置于高等，苏辙名登五甲。仁宗年纪大，苏辙想他或许对政事感到疲倦，所以尽力讲政事得失，而对宫禁朝廷的事，论得尤为激切。不久因母丧，返里服孝。策问试卷送上后，苏辙自己认为一定被黜落。考官司马光置于第三等，范镇感到为难。蔡襄说：“我是三司使。管财政的官员不抗争这话，我感到惭愧而不敢有怨。”只有考官胡宿认为苏辙对仁宗不恭，要求黜落他。仁宗说：“用直言来得人，而因直言抛弃他，天下人会怎么说我呢？”宰相不得已，把他列入下等，任商州军事推官。当时父亲苏洵奉命修《礼书》，苏轼签书凤翔判官。苏辙要求在京城侍养父亲。过了三年，苏轼还京，苏辙任大名府推官。

嘉祐六年（1061年），又与苏轼同中制举科。遭父丧。服丧后，神宗已即位二年，苏辙上书论政事，被召见于延和殿。

建议新法

苏洵与其二子苏轼、苏辙

当时王安石为相，与陈升之管三司条例司，命苏辙入三司条例司。吕惠卿依附王安石，苏辙和他讨论时多有抵触。王安石拿《青苗书》让苏辙仔细议论，说：“有不便之处，就告诉我不必疑虑。”苏辙说：“把钱借给百姓，使出利息二分，本意是在救济百姓，不是求利。但出入之间，吏员趁机营私作奸，即使有法也不能禁止，钱到百姓手里，即使良民也不免乱花；到交还时，即使富民也不免超过期限。这样，就怕一定要鞭打催促，州县官的事不胜其烦了。唐代刘晏掌管国家财政，从没有借钱给百姓。有责怪他的人，刘晏说：‘让百姓侥幸得钱，不是国家之福；叫吏员靠法催督还债，对百姓不利。我虽然从不发放借贷，但四方的丰收和灾荒谷价的贵贱，从来能及时知道。有谷贱处就收购，有谷贵处就发售，所以四方没有太贵、太贱的弊病，岂用发贷款？’刘晏所说的，就是常平仓法。现在此法仍在而患在不整顿，你真能有意于百姓生计，就整顿实行，那刘晏的功绩可以立刻见效。”王安石说：“你的话有理，我当慢慢思考。”从此后一月之间都不谈青苗法。

被贬出京

河北转运判官王广廉奏请发给度僧牒几千份作为本钱，在陕西转运司私自实行青苗法，春天发放秋天收还，和王安石意见相合，于是青苗法实行。王安石派八位官员到四方去，寻求尚未收取的财利。朝廷内外知道这些人一定会迎合王安石心意添加事情，都不敢说。苏辙去见陈升之说：“从前嘉祐末年，派官去抚恤各路百姓，但他们各人都务求滋生事端，回来所奏的大多不可实行，被天下人耻笑。现在和此事有何不同？”他又写信给王安石，竭力陈说此事之不可行。王安石发怒，将加罪，陈升之劝阻，熙宁五年（1072年）出任为河南推官。张方平为陈州知州，征召他为教授。

熙宁八年（1075年），苏辙被授为齐州掌书记。元丰元年（1078年），改任著作佐郎。又随从张方平签书南京判官。

元丰二年（1079年），其兄苏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罪被捕入狱。他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为监筠州盐酒税，五年不得升调。后移为绩溪知县。

回河争论

苏辙

元丰五年（1082年）河归北流后，依然决溢不断。

元祐元年（1086年）九月，朝廷命“秘书监张问相度河北水事”，十一月张问“请于南乐大名埽开直河并签河，分引水势入孙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回河东流之议复起。大臣文彦博、安焘、吕大防、王岩叟、王觌和都水王令图、王孝先、吴安持、李伟等，都力主回河东流；右相范纯仁和苏辙、曾肇、赵瞻、范百禄、王存、胡宗愈等则主张维持北流，反对回河。

元祐三年六月皇帝下诏称：“黄河未复故道，终为河北之患。王孝先等所议，已尝兴役，不可中罢，宜接续工料，向去决要回复故道。三省、枢密院速与商议施行。”

苏辙面对回河加速之势，连上三疏，极力反对，大意谓：“议复故道，事之经岁，役兵二万，聚梢桩等物三十余万。方河朔灾伤困弊，而兴必不可成之功，吏民窃叹。”“今小吴决口,入地已深，而孙村所开，丈尺有限，不独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况黄河之性，急则通流，缓则淤淀，既无东西皆急之势，安有两河并行之理？纵使两河并行，未免各立堤防，其费又倍矣。”在疏中他又针对北流致“御河湮灭失馈运之利”，“恩、冀以北，涨水为害，公私损耗”，“河徙无常，万一自契丹界入海，边防失备”等三说进行了反驳，极力主张停止回河之役。元祐四年正月，朝廷下诏停止回河及修减水河；七月，冀州南宫等五埽危急，都水监仍坚主东流或“二股分行，以纾下流之患”。

八月，苏辙再次上疏称：“夏秋之交，暑雨频并。河流暴涨出岸，由孙村东行，盖每岁常事。而李伟与河埽使臣因此张皇，以分水为名，欲发回河之议，都水监从而和之。河事一兴，求无不可，况大臣以其符合己说而乐闻乎?”“臣愿急命有司，徐观水势所向,依累年涨水旧例，因其东溢，引入故道，以纾北京朝夕之忧。故道堤防坏决者，第略加修葺，免其决溢而已。至于开河、进约等事，一切毋得兴功，俟河势稍定然后议。”元祐五年二月、九月，苏辙又两次进言谏阻东流，并要求“罢吴安持、李伟都水监差遣，正其欺罔之罪”，甚至以“修河司若不罢，李伟若不去，河水终不得顺流，河朔生灵终不得安居”之辞相警告。但以太后为主的中枢始终倾向东流，虽时停时作，至元祐七年十月河水已大部东流。绍圣元年（1094年）,“尽闭北流，全河之水东还故道”。

这次黄河回复东流，不过仅仅五年时间，至元符二年（1099年）,黄河于内黄决口，东流断绝，主流又趋向北流，仍至乾宁军一带入海。积极主张回河的吴安持、郑佑、李仲、李伟等被朝廷加罪，“投之远方”，结束了第三次回河的争论。

返朝任职

元丰八年（1085年），旧党当政，哲宗即位，苏辙以秘书省校书郎被召回。

元祐元年（1086年），任右司谏。宣仁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吕公著，想废除新法，而支持新法的宰相蔡确、韩缜和枢密使章惇都窥测朝政的得失，苏辙将他们论奏去职。吕惠卿开始时谄媚王安石，到和王安石势均力敌时，就排挤陷害王安石，比仇敌还狠，世人尤其恨他。到这时，他自知不免受责，请求提举宫观以逃避贬官流放。苏辙上疏把他的奸恶加以揭露，以散官安置建州。

司马光因王安石免疫法之害，想恢复差役法，不知差役法之害相当于免疫法。苏辙说：“自从废除差役法几乎二十年，官吏百姓都未习惯。何况役法关系众多事务，盘根错节十分复杂，实行得慢些，方能审慎详尽。如果不深究事情的始终，轻易地立即推行，恐怕实行之后，又产生各种弊端。现在州县的免役钱，照例有累积剩余，大约够用几年，暂且依旧雇役，到今年为止。催促监督有关官员审议差役法，趁今冬成为法令，来年再行差役法。要使既实行之后，不再有人议论，那就进退都有利了。”

司马光又因王安石设《诗经》、《尚书新义》来考取天下士人，想改变科举，另立新的条例。苏辙说：“进士来年秋天考试，没有多少日子了，而议论不及时决定。诗赋虽然是小技，但要讲究声律，用的功夫不浅。至于治经书，诵读和讲解，尤其不是轻易的事。总之，来年都还不能实行。请求来年的考试，一切还照旧，惟有经书的释义兼取注疏及各家议论，或提出应举者自己的见解，不专用王安石的学说。并罢去对律令释义的考试，使应举的人知道有定论，一心一意做学问，以待选拔考试，然后慢慢地议论元祐五年以后科举的条例，也不算晚。”但司马光都不听。

起初，神宗因西夏内乱而派兵进攻，于是在熙河增设兰州，在延安增设安疆、米脂等五寨。元祐二年（1087年），西夏派使者贺哲宗登位，使者回去，尚未出境，又派使者入境。朝廷知道他们有请求兰州、五寨土地的意思，大臣讨论守或弃尚未决定。苏辙说：“最近西夏使者虽然来到，边界的事，并没有说起。猜他们狡猾的心思，大约知道朝廷厌倦战争，坚持不提出请求，想使这个建议让朝廷提出，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朝廷深知这个意思，忍着不给，要他们迫于势穷力竭，才来请求，但一失这机会，一定会后悔。他们如果调集兵马，驻在边境上，答应他们就是怕兵势而给与他们，不再是恩典；不给就开启边界冲突，祸害无穷。时间紧迫，正在这时，不可失计。何况今天的事，主上年轻，母后垂帘听政，将帅士兵们，尚未接受恩惠，战争之日，叫谁去出力效命？如果军书纷至沓来，胜败纷纭，临时作出决断，由谁来负责？请皇上把此事反复考虑，早日决断，不要让西夏人又闹事猖狂。”于是朝廷允许还西夏五寨，西夏顺服。苏辙迁任为起居郎、中书舍人。

元祐四年（1089年），权任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还朝后任御史中丞。

元祐六年（1091年），拜尚书右丞，进门下侍郎。

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新法派重新得势。

晚年生涯

绍圣元年（1094年），门下侍郎李清臣主持科考，出题批驳元祐政事。他上书反对哲宗恢复熙宁新法，被贬官，削去职名任汝州知州。过了几个月，元丰时诸臣都在朝廷任职，再贬苏辙为袁州知州。未到任，降为朝议大夫、试少府监，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处分。

绍圣三年（1096年），又贬化州别驾，安置雷州处分，移到循州。徽宗即位，移永州、岳州，不久恢复为太中大夫，提举凤翔上清太平宫。崇宁年间，蔡京掌握国政，又降为朝请大夫，取消宫观官，住在许州，又复授太中大夫退休。

隐居去世

崇宁三年（1104年），苏辙在颍川定居，过田园隐逸生活，筑室曰“遗老斋”，自号“颍滨遗老”，以读书著述、默坐参禅为事

政和二年（1112年10月25日），苏辙去世，后追复端明殿学士。南宋淳熙年间，追谥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