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中国人民的思想文化道德观摧毁了，而文化大革命中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也把在中国运行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的体制摧毁了。简单地说，中国人结束了多劳没有多得的年代。. E( s8 X( r; p* Y# v6 J1 ^
文革前，毛主席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口号。试图用大寨人开山造田的模式，来改变农村粮食不足的现状。5 v3 {, C ?$ v1 c
一九七一年，时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山西省委副书记的陈永贵，来广东宣讲农业学大寨后，广东全省随即开展农业学大寨的运动。那年冬天，大埔县各地陆续出现了开山造田，围河造田的工程。到七四年，农业学大寨的造田运动已经到了高潮，县、公社、大队都成立了农田基本建设专业队。县里组织的专业队规模宏大，模仿部队的团、营、连设置，一共有四个团，全称是大埔县农田基本建设民兵团，简称农建团。
一时间，大埔各地红旗招展，这里移山，那里改河，到处是战天斗地的热闹景象，人们恨不得一夜之间把大埔山区变成到处是良田的大寨之乡。且看县城周边几个村的学大寨工程，足可以令你膛目结舌。
黎家坪大队是挖牛温顶，即把伞岭下后面的龙脉挖断，让梅河水直出新村，而不经甲子口、东崖前，用河道开田。岭下大队是在岭下山上开梯田。下沥大队是把崩山的大崩蓬推平造田。山子下、古城、新村是在穿龙窠的大沙坝平整土地，要把沙坝变水田。居住县城的人都非常了解，这些地方要变成水田是天方夜谭的事。
农业学大寨开山造田的项目，首先没有可行性的科学论证，全凭上级头脑发热后的一句话。其次造田插秧要大量的水，而很多地方田造好了，水不知从那里来。再者许多项目对自然环境破坏非常严重，以至几十年后还无法恢复。比如岭下大队新开的梯田，在田坎上用石灰水刷了向山要田几个大字。一场洪水过后，田字给冲跨，形成了一个大崩蓬，人们再读标语时，读成了向山要崩，是多么滑稽的事。
如此大规模的造田运动，政府只拨给雷管、炸药、钢钎，然后全部靠农民的一双手去完成。而农民参与造田运动的报酬，是拿到一张工分票回到各自生产队记工分。比如湖寮参加县里专业队的青年有四百多人，每个生产队少侧一人，多侧二三个人。他们先到大麻小留开田，后到氮肥厂工地移山平地基，再到下沥、莒村开山造田，时间从一九七四到一九七八整整四年。在外面帮人干活，回生产队拿报酬。何况还有公社专业队，大队专业队，高峰期，生产队在外劳动回来记工分的劳动力占一半以上。至使生产队不堪负重，劳动日值(劳动日值是指每天的报酬，计算方法是全生产队全年的收入减去全年的支出，除全年全队社员的出勤天数)从原来的三四角钱下降到一角多钱，有的是几分钱，甚至是负数。生产队的收入少于支出，无法结算劳动日值了。
人们在生产队劳动，干了一天还买不到一合大钟牌香烟(烟民戏称大中无华，价格每合一角七分)，谁还愿意去干呢。当时在田间干活的都是老弱妇孺，播种插秧是赶季节的农活却一拖再拖，粮食产量是降了又降，生产队已经到了穷途末路。
农业学大寨的开田运动，大部分是劳民伤财的。当年开的很多田已不见踪影，更多的成为了历史笑柄。
一九八零年，改革开放的春风终于吹到了大埔，先是把田分到组，后来又分到户，按照官方的讲法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央一个政策出台，就解决了数十年为之奋斗的吃饭问题。
事实证明，凡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都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凡是违背人性要求的行为都将被历史遗弃。
今天，我们期盼十八届三中全会再出台新的土地政策，让中国农民又来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