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平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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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生于雍正六年正月七日（1728年2月16日），死于嘉庆九年十月初一日（1804年11月2日)。早年，以诗赋闻名江南。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弘历南巡，因献赋获

钱大昕全身像[1]
赐举人，官内阁中书。十九年，中进士。复擢升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四年，入直上书房，授皇十二子书。参与编修《热河志》，与纪昀并称“南钱北纪”。又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及《天球图》诸书。
后为詹事府少詹事，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居丧归里，引疾不仕。嘉庆初，仁宗亲政，廷臣致书劝出，皆婉言报谢。归田三十年，潜心著述课徒，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讲席，出其门下之士多至二千人。晚年自称潜研老人。其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虽主张从训诂以求义理，但不专治一经，亦不墨守汉儒家法。 乾嘉时期（1736-1820年）学者好言"实事求是"，钱大昕尤为突出。同时主张把史学与经学置于同等重要地位，以治经方法治史。[2] 自《史记》、《汉书》，迄《金史》、《元史》，一一校勘，详为考证。萃其平生之学，历时近五十年，撰成《二十二史考异》，纠举疏漏，校订讹误，驳正舛错，优于同时其他考史著作。
其治史范围广于同时诸家。于正史、杂史而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以及音韵等。对宋、辽、金、元四史，用功甚深，元史尤为专精。他曾打算重修《元史》，未成。著有《宋辽金元四史朔闰考》、《宋学士年表》、《元史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元诗记事》、《三史拾遗》、《诸史拾遗》及《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等。除史学外，于所涉诸学，多有创获。《三统术衍》、《四史朔闰考》为其研治天文历算学的代表作，深为同时学者推重。“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更是其在音韵学上的卓见。
钱大昕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所着《十驾斋养新录》、《潜研堂文集》多所反映。乾嘉时期，首重经学，大昕力倡治史，既博且精，对转变一时学术趋向影响甚大。一生着述甚富，后世辑为《潜研堂丛书》刊行。
印鉴

藏书印有：“竹汀”（朱文方印）、“孱守斋”（朱文方印）、“钱印大昕”（白文方印）、“大昕私印”（白文方印）。
钱大昕的自铭砚：钱大昕有洮河老坑自铭砚一台，上铭：泉清堪洗砚，山秀可藏书。落款乾隆三十七年盛夏。并有阴刻“及之”印鉴。
钱大昕墓

现嘉定外冈镇西有钱氏宗祠，外冈秦徐村有钱大昕墓。
钱大昕墓极其简朴，一碑、一案而已。墓道两旁，各有一对石兽与石马，石兽的下方，刻有“嘉庆二十有五年十月”。墓碑不是原先的，竖立着的是已故上海图书馆馆长、国学大家顾廷龙先生一九八四年题写的墓碑。
2清史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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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八 赵尔巽
儒 林 二
钱大昕，字晓徵，嘉定人。乾隆十六年召试举人，授内阁中书。十九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大考二等一名，擢右春坊右赞善。累充山东乡试、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副考官。大考一等三名，擢翰林院侍讲学士。三十二年，乞假归。三十四年，补原官。入直上书房，迁詹事府少詹事，充河南乡试正考官。寻提督广东学政。四十年，丁父艰，服阕，又丁母艰，病不复出。嘉庆九年，卒，年七十七。
大昕幼慧，善读书。时元和惠栋、吴江沈彤以经术称，其学求之十三经注疏，又求之唐以前子、史、小学。大昕推而广之，错综贯串，发古人所未发。任中书时，与吴烺、褚寅亮同习梅氏算术。及入翰林，礼部尚书何国宗世业天文，年已老，闻其善算，先往见之，曰：“今同馆诸公谈此道者鲜矣。”大昕於
钱大昕书法
钱大昕书法(17张)
中、西两法，剖析无遗。用以观史，自太初、三统、四分，中至大衍，下迄授时，朔望薄蚀，凌犯进退，抉摘无遗。汉三统术为七十馀家之权舆，讹文奥义，无能正之者。大昕衍之，据班志以阐刘歆之说，裁志文之讹，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大昕又谓：“古法岁阴与太岁不同，淮南天文训摄提以下十二名，皆谓岁阴所在。史记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者，岁阴，非太岁也。东汉后不用岁阴纪年，又不知太岁超辰之法，乃以太初元年为丁丑岁，则与史、汉之文皆悖矣。”又谓：“尚书纬四游升降之说，即西法日躔最高、卑之说，宋杨忠辅统天术以距差乘躔差，减气泛积为定积，梅文鼎谓郭守敬加减岁馀法出於此。但统天求泛积，必先减气差十九日有奇，与郭又异，文鼎不能言。大昕推之同，凡步气朔，必以甲子日起算，今统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时法当加气应二十四日有奇，乃得从甲子起。今减去气差，是以上元冬至后甲子日起算也。既如此，当减气应三十五日有奇，今减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数不算也。求天正经朔又减闰差者，经朔当从合朔起算。今推得统天上元冬至后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二刻弱，故必减闰差而后以朔实除之，即授时之朔应也。”
大昕始以辞章名，沈德潜吴中七子诗选，大昕居一。既乃研精经、史，於经义之聚讼难决者，皆能剖析源流。文字、音韵、训诂、天算、地理、氏族、金石以及古人爵里、事实、年齿，了如指掌。古人贤奸是非疑似难明者，典章制度昔人不能明断者，皆有确见。惟不喜二氏书，尝曰：“立德立功立言，吾儒之不朽也。先儒言释氏近於墨，予以为释氏亦终於杨氏为己而已。彼弃父母而学道，是视己重於父母也。”
大昕在馆时，常与修音韵述微、续文献通考、续通志、一统志、天球图诸书。所著有唐石经考异一卷，经典文字考异一卷，声类四卷，廿二史考异一百卷，唐书史臣表一卷，唐五代学士年表二卷，宋学士年表一卷，元史氏族表三卷，元史艺文志四卷，三史拾遗五卷，诸史拾遗五卷，通鉴注辨证三卷，四史朔闰考四卷，吴兴旧德录四卷，先德录四卷，洪文惠、洪文敏、王伯厚、王弇州四家年谱各一卷，疑年录三卷，潜揅堂文集五十卷，诗集二十卷，潜揅堂金石文跋尾二十五卷，养新录二十三卷，恒言录六卷，竹汀日记钞三卷。族子塘、坫，能传其学。
3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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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汉学

钱大昕著作：《二十二史考异》
钱大昕治经，远受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的

清代陈诗庭绘《潜研老人小像》）
影响，近受惠栋“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的治经宗旨的启发，遵循由训诂以明义理的原则。在他看来，文字是《六经》的载体，只有先识字审音，才能真正弄懂经书所蕴涵的义理，训诂明，义理才能明。他说：“《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又说：“有文字而后有训诂，有训诂而后有义理，训诂者，义理之所有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者也。”因为重视音韵训诂在获取经书义理中的重要作用，钱大昕对汉儒的训诂考订之学有极大的兴趣，对汉儒的治学非常欣赏，给汉学以较高的评价。钱大昕云：
《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训诂始；谓训诂之外别有义理，如桑门以不立文字为最上乘者，非吾儒之学也。训诂必依汉儒，以其去古未远，家法相承，七十子之大义犹有存者，异于后人之不知而作也。三代以前，文字、声音与训诂相通，汉儒犹能识之。
钱大昕还说：
夫穷经者必通训诂，训诂明而后知义理之趣，后儒不知训诂，欲以乡壁虚造之说求义理所在，夫是以支离而失其宗。汉之经师，其训诂皆有家法，以其去圣人未远。魏、晋以降，儒生好异求新，注解日多，而经益晦。
可以看出，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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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大昕所言“汉儒”，为东汉诸儒，许慎、郑玄、贾逵、马融、服虔、卢植等人是其代表。东汉时期，古文经学兴盛，异字异音与经师传授之本各有不同，又《诗》、《礼》等经籍多名物典制，故以上诸儒解经，极重小学训诂。他们在小学方面有很深的修养。王国维就认为东汉古文学家精通小学，所谓：“后汉之末，视古文学家与小学家为一……原古文学家之所以兼小学家者，当缘所传经本多用古文，其解经须得小学之助，其异字亦足供小学之资，故小学家多出其中。”东汉古文经学兴盛的重要原因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有较好的小学素养。这一优良传统为钱大昕所继承并发扬光大，自觉取法汉儒重小学训诂与名物典制的治学传统，丰富自身的学术素养。
钱大昕虽然推崇治古文经的东汉儒者，但对于治今文经的西汉学者也不排斥。对于古文经与今文经，他有开明的看法，他说：“汉儒传经，各有师承，文字训诂多有互异者”，“伏（生）、郑（玄）所传，有古今文之别，要未必郑是而伏非也”。钱大昕在评论汉代学术时，没有预设一个所谓今古文门户之见。这与他的治经目的是一致的。钱大昕治经，目的是要求得儒学本真，即剔除后儒附会在经书上的谬说，以得圣人微言大义之真面目。换言之，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
钱大昕评论汉儒经学，主要在方法层面上，换言之，主要在工具层面上。对于汉儒治经的思想，钱氏鲜有涉及，这也是要注意的。
以肯定汉儒治经重训诂考订为基准，钱大昕对清以前学术发展的状况进行了研究，钱大昕说：
汉儒说经，遵守家法，诂训传笺，不失先民之旨。自晋代尚空谈，宋贤喜顿悟，笑问学为支离，弃注疏为糟粕，谈经之家，师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诠说经典。若欧阳永叔解“吉士诱之”为“挑诱”，后儒遂有诋《召南》为淫奔而删之者。古训之不讲，其贻害于圣经甚矣。

钱大昕苏州石刻像[3]
钱大昕认为汉儒学术醇正，魏晋直到宋明，治学以阐发义理为主，不讲训诂注疏，学风空虚。到清代，人们开始对宋明空疏之习进行反拨，学风丕变，学术研究始又走向敦实之途。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