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谱谍相传，惠东地区居民大都是从外地迁入的，以民系分，分有客家、闽南（福佬）、广府三大类。除此之外，还有明初筑建平海所城来自中原的军卒，以及古代少数民族的后裔畲族。民系的多样性，孕育了人文历史包括语言文化的百花齐放。现今流行于惠东的方言主要有客家话、福佬话、占米话、军话、白话、平婆话、畲话等七种。客家话 客家民系的形成是以中原南迁的汉族为主体，同时吸收本地少数民族的血缘与文化融合而成的。从渊源上来说，现代的客家话，就是古代的北方话，这在惠东地区流行的几种方言中，唯有客家话最接近北方话可以证实。以同宗而言，惠东地区的客家话又与正宗的梅县客家话是一脉相承的。不过，在客家人的不断迁徙中，环境皆有变化，尽管整个语音系统与语言框架不会改变，但总会丢掉语言中一些旧的成分，并吸收当地方言中一些新的成分，因此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客家方言。惠东的客家话与梅县、河源包括与惠阳、博罗、龙岗的相比较，就存在一定的差异。即使在本县流通的客家话内部，根据语言差异也可分为山区客家话与沿江客家话两类。客家话是惠东地区的主导方言，除普通话外，民间及改革开放前的机关行政均将其用作交际语言，而惠东的非客家方言居民一般都会讲，至少也会听。福佬话 讲福佬话的先民大都是从闽南或潮汕一带辗转迁徙入惠。从所形成的聚居地来看，土地肥沃，容易谋生，利于经贸的沿海及沿江一带均为他们占据。这个族群入惠较早，又占据着有利地盘，加上祖先固有的经商传统，其经济和文化始终处于强势状态，而作为该民系的母语闽南话亦属强势方言，占据惠东方言人口的近半壁江山，主要分布在平山、大岭、梁化、白花、增光、稔山、吉隆、黄埠、盐洲、平海、港口等地。惠东的福佬话接近于福建本土的闽南话，而同粤东的潮汕话区别较大，梁化及沿江地带的福佬人就坦言所讲的是“福建话”。从音韵系统看，沿海及平山的福佬话则与海丰赤石、公平及陆丰东海、大安方言较为相似。占米话 亦称尖米话，惠州本地话，是惠东的一种粤客混合方言（也有论者认为其不属粤客混合方言，而属惠河话分支，本书持有前论），由于两者中无论语音、词汇、语法均有诸多共性，因而通称占米话。讲占米话的先民大多来自惠州、东莞地一带。据《惠东县志》载，他们中的一部分是明末黄萧养起义军的后代，明景泰元年（1450），黄萧养起义失败后，其部下四散奔逃，其中一部分便到惠东沿江及沿海一带落脚定点。西枝江一带就有“本地人”先到的说法。“本地人”这称呼，是相对于稍后才卜居于此的客家人及福佬人而言的。惠东流行占米话的地方有铁涌、吉隆、稔山、平海、多祝、大岭部分地方。这种早已被前人认为有别于客家语系的惠州方言，今有惠州学者何志成等人认为是缚娄古国的“国语”。并由此推断，既然广东在先秦时期的北江流域和东江流域分别有阳禺和缚娄两个古国，就应该有两个古民系，两种古语系。广州方言是阳禺古国的“国语”，惠州话是缚娄古国的“国语”。据此，广州话和惠州话才是广东语言的正宗。如是说，占米话的地位将大大提升，从而受到更多人的关注。军话 顾名思义，军话是产生于当年平海所城军营的语言。究其根源，是明初随杨勋等人南来建城的中原士兵和来自广州、潮州、梅州等地的工匠与商人语言彼此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它是一种以北京语音为基础，融进了广州、潮州、客家等方言的汇合体，是军营内部交流使用的“普通话”。因为其语言的组成来自天南地北，故亦有“千音”之称。明朝时，中国的边疆地区布满了军事卫所和屯田军人，许多地方都形成过“军语方言岛”，经过几百年的世道沧桑，大部分的“军语方言岛”都已经消失了。而平海始终没有被荒漠化，并经过几番变化，成了今天的“平海话”，是惠东的语言“化石”之一，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白话 受粤语热潮的影响，现代惠东会讲白话的大有人在，但以粤语为母语的却不多，只有港口“艇户村”的近千名渔民。他们以前都是从阳江一带迁入的“下四府”水上渔民，所讲的白话与广州话差异不大。平婆话 属客家方言的一个特殊土语。铁涌石桥村与大村等少数从揭古河婆迁居的人会讲这种话。畲话 它是惠东唯一的少数民族语言。只有上了年纪的畲人才会讲，因为没有文字形式，只有依靠口述流行下来，懂的人不多，现只在增光的畲人内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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