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市第四小学座落在今桥东区惠新西街万德巷内。前身为育婴堂,后改为纫兰女子小学校。抗战期间易名为鹤峰镇第六保国民学校,解放后改为惠州镇第四小学,四小校名,沿用至今。 清光绪年间,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弃婴事件时有所闻。街头巷尾常有凄厉啼哭婴儿,有的被人抱走,有的冻饿死去。此景此情,令人心酸。当时一些积德行善的好心人,在士绅贤达的帮助支持下,集资一笔,在万德巷内空地上建起了一座四百多平方米的砖瓦结构平房,取名育婴堂。堂内供奉十二位瓷质奶娘,分列两侧。请有奶婆,收留弃婴和无力哺养婴儿的穷苦百姓儿女。一些无生育的人家,也可到育婴堂领养婴儿,以继承香火。到宣统年间,热心社会慈善事业的巨商殷户及社会名流组成理事会,掌管堂内财务用人之权。张友仁、李星阁、夏梦九、梁伯尹、梁润琴、秦序东等先生是当时的理事。
堂内收养婴儿时多时少,最多达到三四十人,少时十多人,奶娘也因婴儿多少而雇请。
1924年,有识之士梁雪亭、梁鹏志、骆绍炽等人有感于县城(即今桥东)无女子学校。当时男女共校,多有微词,府城已有一间振坤女子小学校。他们在“妇女解放”潮流的启迪下,向社会有钱人家捐资,在堂内办起了女子小学,取名为纫兰女子小学校。
创办伊始,仅招收一、二年级学生。一间课室,复式教学。学生二十余人,教员一人。李广华老师首任教师。课程设置有国文、算术两科。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比私塾进了一大步。学校设备也很简陋,一间课室,一块黑板和十多张桌凳。俗话说:“万事起头难”。当时能办起这样一间简陋女子小学,确非易事。因为在重男轻女的旧中国,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能够读起书来,是要冲破不少阻力的。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惠州,因战事影响,费用无着,暂时停课。后经当地热心教育人士的奔走,并得到当局的许可,在地方收益(如市场捐、公秤捐等)款项拨出部分维持,继续开课。1926年春,招收一、二、三年级三个班,两间课室,仍是复式教学,学生四五十人,设主任教员一人,由李广华老师担任,聘请李彩鸾老师为教员。课程设置除国文、算术外,增设了图画、手工、体操、唱歌等科目。学校设备有所添置,但仍非常简陋。
1928年(民国十七年)又经地方人士的努力,学校正式备案,校名也改名为惠阳县立女子初级小学。从此,学校经费较为稳定,除地方收益外,还有当时惠阳县政府、惠阳县教育会、惠阳县第一区教会的补助。同年秋,县政府派廖舜琴女士接任校长,开设一、二、三、四年级四个班,成为完全初级小学。但教室仍旧两间,沿用复式教学,学生增加到六七十人。随着群众觉悟的提高,愿意送女孩上学的多了,学生也增加到百多人。复式教学已不适应要求,单班教学已成必要,但因学生不多,采取单式教学、复式教学并用,因而教员也增至五人。课程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发的规定设置,学校较为正规。社会群众对女子小学有了良好的印象。
1931年冬,廖校长去职,由沈雪霞女士任校长。1933年沈校长卸任他去,由骆惠琴女士接印视事。骆校长接任后,进一步刷新校貌:加强管理,使学校规模发展扩大。到1936年秋,虽仍是初小,但一、二、三、四年级完全具备单式教学要求,课室由三间增至四间,学生已增至一百四五十人。那时,除骆校长外,有教员五人。教员待遇,也较优厚。学校各类设施、图书、仪器等也逐步完善。
正当骆校长致力于改进校务工作时,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了,八月中旬的一天早上,第一批日机九架,开始了对惠州的轰炸扫射。此后,“走飞机”成了惠州人民日常生活的头等大事,学校受到了影响。第二年即1938年10月,惠州第一次沦陷,学校停课。日寇在惠州践踏了两个多月后,退兵到东莞石龙,惠州光复了。学校在百废中于翌年二月复课。由于战乱,经费出现拮据,骆校长设法筹措,以解决学校必要的经费开支和教员生活待遇。1940年,惠阳县长邓仕采批示,府县两城各小学的经费,由县政府统筹安排。这给学校解除了沉重负担。1941年国民政府推行乡、镇保甲制度,以镇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建制办学。女小便改为鹤峰镇第六保国民学校。招收男女学生,并开办五、六年级,从此,成为完全小学,骆校长连任该校校长达八年之久。
1942年,黄善甫先生接任校长,仅一年就卸任,由赵丽京女士接任。不久,惠州地区出现大灾荒,加上日寇的侵扰,学生更少了。赵校长带领教员坚持办下去。1945年1月,日寇第四次侵占惠州,学校停办。1945年8月,日寇无条件投降,惠州和全国各地一样,欢庆光复。学校也于十月下旬复课。再次开设五、六年级高小班。到1946年秋,共有七个班,学生二百余人。除赵校长外,还设置教务主任一人,工友一人,教员也增至九人。
1947年春,赵校长去职,由林慧霞接任校长。林校长接任后不久,学校闹起风潮,根源在人事问题和其他问题。教师此举,曾哄动一时。林校长不够一年就卸职了。教务主任郭绍良代行校长职务两个多月。
1948年春,县政府委派萧育赞先生接任校长,1949年春又派叶树余先生接任。
同年10月14日,广州、惠州同时解放。惠州军管会派出干部接管学校。1950年2月,人民政府派谢国梁先生接任校长。并把“第六保国民学校”改为惠州镇第四小学。
谢校长任职一年,教导主任黄德辉接任。黄校长任职至1952年6月就他调,校长职务由吴嘉惠同志接任。
吴嘉惠校长为了适应群众的要求,并征得上级同意,因陋就简,扩充班额,从原来九个班发展到十二个班,学生从二百多人增加到三百多人,教职员工也从十二人增至十九人。1953年中央教育部规定:不招春季生。从这年下半年起,就一直沿用秋季始业。到1965年上半年,共有教学班二十个班(其中二部制两个班),学生一千零一十九人之多。教职员工三十人。其中校长一人,教导主任二人,教师二十六人,工友一人。
其次,扩大校园。由于班级扩展,学生增多,原有的校园显得十分狭窄。三百多师生站在仅有一百多平方米的操场上做操,不是碰手,就是踩脚,稍不注意,连头也撞伤。上体育课,一个班还勉强,若两个班同时上,问题就不少了。吴校长面对这种现实,上联下访,日夜操劳。在征得当地居委会和街坊的同意下,在教育界老前辈杨光甫先生和骆三婶鼎力支持下,拆去围墙,砍去竹栏,除去瓦砾,空出菜地,然后带领师生担泥沙,平地面,不到两个月,就扩大了一千多平方米。紧接着,以勤俭办校精神,挤出经费,竖起篮球架,设立排球场,装上秋千、单杠、双杠、木马、浪桥、滑梯,修起沙池、跑道。仅一两年时间,一个比较象样的运动场便出现在人们的面前。无怪师生和当地干部群众都拍手称赞。现在的新建教学大楼、大楼前的花圃、及升旗台等地方,就是1952年、1953年师生劳动的成果。
再次,扩展课室。由于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群众对四小印象颇有好感,要求到四小就读的学生不断增多。怎么办?在上级关心帮助下,拨来专款,在惠新西街边建起大茅棚课室两间,那是1957年的事了。1960年在当地领导曾观荣同志协助支持下,上级又拨来专款,在井头边又建起平房课室四间。几年时间,共建了课室八间,使学校规模不断扩大。1965年秋,市十小开办,拨去了八个班,学校规模就缩小到十四个班。
吴校长除了集中精力抓了上述三件大事外,对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也做得很好,对学校管理和提高教学质量也狠抓不放。四小在群众中的信誉与吴校长的辛勤工作是分不开的。1965年秋,因工作需要,吴校长调去市六小工作,共任校长十四年,是四小任职最长的校长之一。
1965年秋,叶金青同志接任四小校长。其时正值“四清”后期,极左思想严重挫伤各校的办学积极性,教师被批斗得垂头丧气。紧接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1968年秋,工宣队进驻学校,严定强同志曾短暂地主持学校。同年冬,在清理阶级队伍后,广大教师被驱赶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学校形同虚设。随后,又来一个街道管理学校的创举。学校经过多次的摧残破坏,元气大伤,面目全非。
1972年秋,学佼归桥东区领导。裘宏谟接任校长,进行了大量的重建工作。其一,办工厂农场,锻炼了师生,又到得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为四小以后建设打下经济基础。其二,附设初中班,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了条件。其三,改革教学,办起了乐器班,为以后开展教改积累了经验。其四,抓校容、校貌建设,盖起了小礼堂,维修了课室、门窗、走廊。其五,充实了教学仪器设备,添置了文体设施。1978年春,学校被市定为重点小学,进一步取得了丰硕成果。首先是少先队三(1)中队被团中央命名为全国红花集体,1984年命名为全国优秀中队的光荣称号。接着是电化教学多年来被省、地、市评为先进单位。紧接着是家长学校1985年被省妇联、省教育厅评为先进单位,1986年被全国妇联、国家教委授予全国优秀家长学校称号,多次在省、地、市有关会议上作了经验介绍。在教改方面,也作了大胆的尝试,搞了多项试验,其成果在中央、省、地市级报刊刊登。来自省内外听课的教师接连不断,教学质量明显提高,“三率”已达到市的要求。在集资办学上也取得成果,已建起了教学大楼一座,建筑面积2200平方米;修起花圃,种上花木,地面铺上水泥,使人一进学校,感到舒适自然。
现在的四小是全市“五年制”试验校,拥有18班,学生1121人,教职员工52人。裘校长是教改搞试验的排头兵,几十年来勤勤恳恳如一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教改接班人;杨定国副校长被省评为特级教师。愿这把不卷刃的教改宝刀,为振兴中华,建设四化,提高民族素质作出更大的贡献。
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就送梧桐子“”支持吧!
已获得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