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书文烈士
在宝坻的抗战史上，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有名无名的英雄先烈。他们勇斗豺狼不退缩，甘洒热血写春秋，实为民族楷模，革命先驱王书文烈士几是其中一例。
王书文出身山东一贫苦农家，抗战时期参加革命，团结同志，顾全大局，作风淳朴，对敌斗争十分勇敢。任中共武宝宁工作委员会书记后，积极组织群众开展减租增资活动，在杀倭除奸、开辟根据地过程中很有建树。曾配合挺进丰滦部队打赢了尔王庄、梁家沽等战斗，使敌人闻之丧胆。
1944年7月的一天，工委准备在李贤庄（？）召开各区委书记会议。早晨，他和二区区委书记鲁民、四区区委书记高朋等人刚一进村，就突然遭到了日伪讨伐队包围。王书文立即和同志们向村外迁回，很快钻进了青纱帐中。随又转身向西突围，不巧与迎面包围上来的日伪军和特务遭遇，危急中，他忙将装有文件的皮包交给通讯员，令其火速撤走，自己负责掩护，以免文件落入敌手。当时不远就是一片坟地，王书文以此为屏障，拼死抗争，不幸中弹牺牲，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死时，年仅30岁。
王书文的牺牲，激起了武宝宁地区广大人民的极大义愤，他们冒死掩埋了烈士的遗体，又开始了更加勇敢的斗争。
如今，在王书文烈士牺牲的地方，宝坻区委、区人民政府已建立起纪念碑。这片用烈士鲜血浇灌的热土，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永远激励后人前进。
宝坻的解放
“八·一五”日本投降后，驻宝坻的日军迅速撤到天津海光寺，临走前，将大批武器装备移交给伪县政府。盘踞在这里的伪军和汉奸特务，由民族败类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军政人员，继续欺压百姓，人民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尽快解放宝坻县城，我军按照上级先占有农村后占有城市的战略，决定先肃清外围敌人。8月24日晚，趁着夜色掩护，玉宝县六区区小队，出其不意地包围了林亭口据点。指战员们边向敌人火力攻击，边做劝降工作。在军事、政治的双重攻势下，敌人军心大乱，于次日凌晨仓皇逃窜。随后，玉宝联合县委、县政府迁入林亭口镇。
林亭口失手后，伪县长刘益璞十分恐慌，下令将县城以外的伪军全部撤回县城，象缩头乌龟一样不敢出来。为使城内人民生命财产不受损失，冀东十八地委工作人员联络当地士绅先行进城劝降。随后，县委又动员宝坻中学校长利用其父与伪县长的关系，再次权敌缴械。但敌人一心追随蒋介石，仍妄图以1400人的兵力据城死守。
当时，冀东十四军分区第十六团打下邦钧、蓟县、香河后正挥师东进。中途同十八军分区部队合兵一处，将宝坻县城围个水泄不通。通过内线摸清敌人情况后，由十六团三营和玉宝县支队攻打南门；十六团二营和四区队攻打北门；十六团一营攻打东门；十八军分区特务连和三通香县支队攻打西门。
9月30日夜里10时，我军？过护城河，从四门同时发起强攻。在强大火力掩护下，梯队冒死登城，首先攻破了东南角一带。随后，西、东、北门也相继被我占领，前后持续两个多小时。破城后，双方展开激烈巷战，很快占领了伪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伪警察局和伪警备联队队部。敌人走投无路，有的举手投降，有的躲进民宅装成老百姓。经过12个小时的严密搜捕，胜利完成了任务。
这次战斗，共毙伤敌人100余人，俘虏敌人1000余人，缴获武器弹药无数。伪县长刘玉璞从东城越墙逃跑时淹死在护城河中，前任伪县长邱登科、伪军联队长祝玉藻、副队长宋国夫、伪警备联队特务队长王树奎和翻译丛殿荣当场被俘，只有伪警察局长吴作辑和伪警备队大队长王树森、中队长安益等40余人侥幸逃遁。至此、宝坻县城第一次获得解放。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
纵观历代农民起义，无一不以土地问题为导火索，倡导“耕者有其田”。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农民真正意义上的解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1945年就开展了减租增资和清算复仇活动。沉重打击了地主、汉奸和伪保长的封建反动势力，消弱了地主阶级的经济，使农民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利益，提高了革命生产的积极性。尽管这样，多次围绕土地问题的斗争，始终未触及土地所有权这一根本问题。
鉴于国内阶级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又迫切要求从根本上清除封建剥削制，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果断发出了《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消息传到乡下，农民欢呼雀跃，祖祖辈辈“耕者有其田”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正象毛泽东同志诗词里写的那样：“分田分地真忙。”地主的摇钱树没了，农民的粗手扶起了犁铧，耕牛牵进了贫穷家，胜利果实喜得人滚泪花。当时，全县623个村庄，有503个进行了土改，共斗争出土地102478万亩，房屋2446间，斗争地主342户，富农524户。农村，真正成了贫苦农民的天下。
此后，也就是1947年2月，为解决部分土改不彻底问题，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又深入开展了土地复查活动，给胆小的农民撑腰壮胆，给反攻倒算的人迎头痛击，刘少奇、朱德同志听取了冀东区的汇报。
土地改革和土地复查运动，进一步增强了广大贫苦农民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决心，为保家保田，他们父送子、妻送郎、姐送弟，踊跃参军参战。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贾各庄的妇女会会员人人送子送郎入伍；口东村的崔大娘连续把两个儿子送到军队。她说：“我生了6个儿子，将来都送上战场杀敌立功。”仅1947年6至11月，报名参军人数就有1万多人，被批准正式入伍的6000余人。其中，600多名党员，720多名村干部和20多名区县干部，开赴了大反攻前线。当时，延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播发了这个消息。

难以偿还的血债
宝坻人民轰轰烈烈的清算复仇、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土地复查运动，象一把利剑，刺中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要害，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这里的统治基础。于是，开始网罗地富分子、地痞流氓建立“保安队”和“还乡团”等反动武装组织，变本加利地进行反攻倒算，欠下了一笔又一笔难以偿还的血债。
朱家窝惨案
牛家牌村有个大地主叫邢文芳，日子豪富，地广田多，在朱家窝就有两顷半土地，受到了佃农们的清算。自此，他怀恨在心，总想报复。
1946年5月，他勾结反革命分子白华，带领还乡团100多人，从杨村出发，突然包围了朱家窝，抓捕了妇救会主任单德兰和委员赵秀文。在搜捕村公安员刘珍和我军探家战士张介山时，因未抓到，便打死了刘珍的弟弟刘珠和张介山的嫂子李氏。当时单德兰已经怀孕，但还乡团心狠手辣，一阵棍棒，把她打得头破血流，浑身是伤，顿时流产，还把她放在铡刀下威胁。但单德兰一直没有屈服。当时赵文秀也被还乡团用枪托打肿了胸口，口吐鲜血，跳坑身亡。
时隔不久，这个村的民兵晚饭后正准备在党员杨少宗家开会，不小心走漏了消息，被人告密。晚上十点左右，本村当还乡团的常金龙和叛徒投敌分子楚林等十几人，摸进村内进行抓捕。当时，民兵们已经转移。敌人扑空后贼心不死，就抓住杨少宗的岳父杨美庭，威逼他说出民兵们的下落。老人宁死不肯回答，被他们活活打死。
冯家庄惨案
1947年，冯家庄广大贫苦农民在党支部书记于起祥的带领下，斗争了本村大地主张怀武。正在当还乡团的张怀武对此怀恨在心，一直伺机报复。11月的一天夜间，他与叔父张仲春、还乡团小队长常荫普和常大来四人，借去尔王庄“讨伐”机会，顺道进村捕杀于起祥。没想到于起祥已调到区里帮助土改，气得他们暴跳如雷。惨无人道地将于起祥的二嫂、妇女主任共产党员冯有珍、民兵队长于起星和正在产期的于起祥之妻冯氏和他六岁、三岁的两个男孩全部杀害。张怀武等还边杀边喊：要全部杀死，不留根苗。行凶后，他们又在该村抢走两辆大车、三头大牲畜和不少财物。刚出生六天的于起祥的幼子也因没有奶吃活活饿死。
庆功台惨案
庆功台有一个恶霸地主，也是国民党的情报员叫张绍明。1948年3月22日，天还没亮，他勾结盘踞香河的国民党保安十三团和还乡团1500人，把村子团团围住当站岗的民兵发现后报告中队长任德增时，敌人已涌进村来。任德增见情况不妙，便带领民兵向区小队驻地后六口方向突围。出村东不到百米，就被堵了回来，赶忙由村内胡同转向北街，又遇敌人阻击。危机之中，决定藏起枪支。不想敌人很快逼到了面前，武器都被搜缴过去，民兵们也多数被捕。任德增隐蔽不及，被敌人用刺刀捅死。这时，驻在后六口的区小队听到枪声，火速赶来救援，敌人才停止搜捕，但押走了被捕的干部和民兵。途中又在吴辛庄、刘宋等地，将任福增等9人杀害，到达香河后，又杀了张志发等3人。包括被抢物资，民兵组织损失惨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