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些特征，使得这里成为许多民族发源、成长、壮大的社会舞台，科尔沁草原西南部的红山文化、中北部的富河文化、东部的昂昂溪文化，以及南部、中部平原上的夏家店文化都充分证实，昔日的科尔沁草原是人类繁衍生息的理想之地，这里曾孕育出了非常古老而又崭新的人类文明。1983年，辽西建平、凌源两县交界处的牛河梁大面积积石塜、祭坛、女神庙和女神像、玉质礼器等大规模考古发现，更进一步证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红山文化时期，这里就出现了基本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的更高一层社会组织形式——早期的城邦制国家。以往我国典籍一直把中华文化史说成是五千年，但得到考古学证据支持的只能将中国文明史上溯到四千年前。而今，红山文化考古的进一步发现足以证实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因而红山文化被学界称为“中华民族文明的曙光”。从牛河梁考古遗址发现的女神头像看，她的平额、高颧骨、塌鼻梁、短下额、面部圆扁等生理特征，明显带有生活在东北亚的原始蒙古利亚游牧民族的面部特征。这个古王国的出现是中原夏王朝以前的事情，有学者认为，红山文化的惟王为葬的习俗和猪首玉龙的发现，与中原商文化一脉相承，因此红山文化的创造者很可能就是迁徙内地并建立商王朝的祖先。这也说明，早在5000多年以前，辽河流域的科尔沁大地已经孕育出了高度的人类文明。兴安岭以北的渔猎民族，蒙古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已经迁徙至科尔沁草原，并在草原的南端交汇、融合，并且接受了华北传入的农耕文化，形成了具有高度文明的牛河梁城邦制国家。原始的氏族制度正向奴隶制王朝过渡，由西辽河养育出的人类文明已经出现，并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南北遥相互映。在中华民族历史文明方面写出了重重的一笔，科尔沁草原托起了最早的人类文明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