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文化教育史上，河东书院是闻名三个时代、经历四百二十三年的文化史迹中的一颗闪烁着的珍珠。

(一)

河东书院的建立是同一个美丽的民间传说连在一起的。
据安邑县志第十三、十四卷中《响当坟》记载：元末明初，有一百姓，善风水，世居运城以西。其子羡慕父术，屡求葬地，不答。直到其父病危，问之，乃曰：“恐怕你无福。可于我死后，抬棺至西北方五十亩地内，遍游之，绳断之处即葬地。见有铁冠者过，乃下葬之时。但殡后百日不能离家，则贵不可言。”言毕气绝。
子遵父嘱，在五十亩地内抬棺遍游，果然无故绳断，但铁冠者未至，不敢下葬。忽风云大作，盆雨倾注，适有行人头顶铁锅而过，遂欣然下葬。此后，子不出户庭半步。至九十九日夜，子忽思：“次日款待亲戚，酒礼未备。天明已足百日，当无妨忌。”于是，凌晨赶至运城。城门未开，便卧地等待。
此时，城内御史梦见有一白发者告曰，接驾、接驾，如此反复数次。御史惊起，开城门观之。只见一孝服者卧于城门之外。询之，不言。又问，子才实言相告。恰在此时，又闻城西北葬地鼓乐喧天，御史大惊。遂带兵马追其葬地，掘其墓穴。果真白气一道，直入云际。闪烁之间，似见乘马者多人升天而去。御史惊叫：“好险，好险，河东竟有这等风水！如果不是掘墓及时，我朝必将亡矣！”为此，遂在此地筑起“九峰山”、万岁碑和历代帝王祠等，意在镇压河东正气，破坏河东风水。
这个传说，虽无人考证，但传者甚多。于是，河东百姓便寄希望于这块“风水宝地”，期望在此地建造学堂，育出一批“秀才”、“举人”和“清官”来。

(二)

“兴学”的期望终于实现了：明朝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春，河东百姓通过集资这个方式，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建起了一座“河东书院”。
据《河东书院》碑记：“正德甲戌春，御史安阳张子仲修，巡盐河东，官吏革愆，商民胥悦。夜读书，昼诲诸河东生，乃从官师之请，作河东书院于路。于是，诸车人、店人、牙人愿献木石及力，诸工师愿献能，诸园薮愿厥植。乃选义士命理，乃筑堵周七十雉，乃作‘先门’三稳南面，北渡石桥，‘仪门’三稳，又北，‘讲经堂’五稳……”碑文告诉我们：当御史张仲修顺应本地官绅儒生，计划兴建学堂时，许多赶车的、开盐店的、做生意的、当经纪的，都愿意献出木材、砖石、钱财和劳力；许多能工巧匠愿意义务做工；许多务农种树养花的愿意献出土地、树木和花草。于是就挑选了几位正派的人士具体负责承办建校事宜。
河东书院坐落在运城西北五公里处，今大渠办事处院内。据县志记载，原面积较大，占地30余亩，有学田40余亩，坐北朝南。主要建筑顺着中轴线自前至后，其他建筑，两边对称。
从中轴线向北，前有先门、仪门、讲经堂，堂前台阶上建有卷棚，台阶旁栽着桐树、松树和苦槐。在堂的东西两边建有五间房舍，相向而对。东叫“崇义斋”，西叫“远利斋”，还有两个“碑亭”，分别在两斋的南端，面南而立。在斋的背后建有花墙，和仪门之墙相交。
仪门东边，有个“东号门”，是面南的。向北走，有“东上号门”、“东中号门”和“东下号门”。在它前边有三个号房，都是面南的。自这门转路登上台阶，都有树木夹阶陈列。台阶周围种着茨柏。在“仪门”西边，有“西号门”，是面南的。
沿“西号门”往北走，有与“东号门”规模体制一样的三座门，再北还有两个门，门前左右各种有树。五间面南的“退思堂”建在中轴线上的“讲经堂”之北。“退思堂”的北面，是“四教亭”，在堂东偏南下边的，是向西的“左曲房”，它后面是管文件人住的房子；在堂西偏南下边的，是向东的“右曲房”，它后面是勤杂工友住的房子。在西墙的西边有四排向东的小房间，叫“西蜂房”；在东墙的东边也有四排向西的单人住的小房间，叫“东蜂房”。
在中轴线上“四教亭”的北边筑有一座土木结构的楼房，称为“书林”(又名“藏书楼”)。楼上中间是祭祀三晋名贤的神堂，两旁是藏书的房间，楼下有个像块圆形玉石的水池，叫“环池”。池内种莲，还可划船，是个“天光云影”的风景区。
环池北是“乱石滩”。滩的北边是“九峰山”。山间中峰上建有“仰止亭”，便叫“仰止峰”。山东面叫“杏坛”，山西面叫“桃源”，山旁掘有砖井，叫“源头”，山下有四洞，可由前山曲折通往后山，洞叫“游仙”。“莲池”在山的后麓。山上怪石嶙峋，重峦叠嶂，树木茂密，云雾缭绕，左山叫“豹变”，右山叫“风鸣”。前人登临藏书楼，有“怪石攒成九叠屏，层楼上倚六符星”之句。
“环池”的东边是“石榴园”，建的亭子叫“日新”；西边是“葡萄园”，建的亭子叫“月种”。环池的东南和西南都设有水闸，东西两条水路，各流经蜂房、厨房、号门，流到方塘，两流又汇于石桥，两边方塘又可向北流，灌溉山后各个园林和百果园。
可见，整个书院门庭庄严、斋殿巍峨、讲堂宽敞、碑亭傲立、园林清雅、小桥古朴、环境幽雅、风景宜人，真可谓河东一绝。前人咏诗一首，生动地描述了当时河东书院的胜景：
胜地幽深草树新，
开先卜筑待居邻；
山连华岳环三晋，
水带黄河见七津。
剩有琴书期自得，
不妨鱼鸟月相亲；
诸莲径竹多风日，
坛杏宫芹与暮春。

（三）

河东书院的所有堂、斋、亭、园，不但布局讲究，风格清雅，而且一堂、一斋、一亭、一园，甚至一草一木、一山一水、一碑一石，都与儒家的教育思想连在一起，起到了“文以载道”的作用。
学生们进入“先门”，就想做个有道德的人；瞻望“仪门”，就会端正仪容；视碑石，就会使人对以后行为怀有惧敬之心；所建“松棚”，就是教育人永远向松树学习，以松为明，保持松树的风格；过“乱石滩”，意在使人勇于接受挫折和困难的考验；登上“书林楼”，就会使你不断攀登；“藉草园”内，棵棵小草装点大地，你就会想到只要对大家有贡献，即使做棵小草也很好。只要能像上面所说的那样，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排除各种干扰而休息了，所以，“游息亭”建在后面。人生又很像各种树木花草，花开花落之后只有结成果实方有意义，所以“百果园”建在最后。
从此可见，河东书院的所有堂、斋、亭、园的建设与题名，不仅显示了它的用途、特点和内容，而且都具有深刻的含义，起到了文以载道的作用，使每个学生时时处处都能受到有益的启迪和深刻的教育，这充分体现了设计者和造物者的匠心与苦心。

（四）

河东书院自建成到停办先后经历了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朝代，共423年，是原河东地区三朝最高学府。
据县志载：明万历八年，张居正奏毁天下书院，御史李廷观急改“河东书院”为“三圣庙”，才免遭劫难；万历十三年御史赵楷更名“崇圣馆”；万历十六年御史吴达可又更名“育才馆”。
清初恢复“河东书院”，清康熙十年（1671年）御史布舒熊一洒重修。康熙二十年御史黄斐再修；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由河东道吴匡将其改为“河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其改为“省立第二中学校”（1911年-1934年暑假）；旋又改为“省立运城中学校”（1934年暑假-1937年）。1933年增设高中部，是一所高、初中具备的完全中学。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于10月间奉令停办。这时初中部已编至五十三班，高中部编至第五班。河东一带沦陷后，校舍被日军占据，后被焚毁。至此，三朝学府仅存“藏书楼”。其他建筑物已荡然无存，“九峰山”已成废墟，但假山、石桥遗迹可辨析。

（五）

河东书院是一座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数百年来，英才辈出，人文蔚起。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学生运动更是风起云涌，为我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景定成等就在安邑创办“教育会”，宣传革命思想，河东中学堂的学生颇受熏陶和启迪。同盟会策划起义光复运城的许多活动都以河东中学堂为基地，学生运动在我区萌发最早，为后来各个时期的革命活动孕育了革命种子，河东中学堂也成为当时河东的革命策源地之一。
1925年，中共太原支部派王鸿钧、崔锄人到运城发展党组织。他们深入二中开展学生运动，先是组织学生反对阎锡山盘剥群众的房捐税，后又成立了运城“涉案后援会”，支援上海“五卅运动”。在斗争中，学生祁金兰、乔子甲、王月春、冯天祥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这是运城地区的第一批中共党员。
1934年暑期，“山西省立第二中学”改名为“山西省运城中学”。校名虽易，传统犹存。
校门两旁的墙上就写着这样一副楹联：上联是，滴自己的血，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靠天靠人靠祖先，都不算好汉；下联是：悲人类的灾，悯人类的难，人类的疾苦共相关，爱人爱物爱世界，才是好青年。
学校制定的校歌歌词就是：“皇皇运中，历史悠长，四方学子负笈来，人文蔚起为栋梁。明理知耻，发奋图强，大家要忠勇，莫彷徨。负起时代使命，挽救民族危亡！”
在这种救亡图存的思想指引下，运中师生的思想更为活跃，他们成立了社会科学联盟；开展了反对会考斗争；发动了几次学潮；组织了“一二·九”游行；欢迎红军东征；举行悼念鲁迅活动；宣传西安事变情况；还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运城地方队部；尤其是发动了声势浩大、震动全省的运中抗日学潮。
卢沟桥事变后，运中的救亡活动达到了新的高峰。河东一带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谚：“要革命入二中，要敢干入师范！。”
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斗争中，从河东书院走出一批批高级人才。如，冯彦俊，曾任河东特委书记，山西特委书记；祁金兰，曾任河东特支干事会书记、夏县最早的县委书记；王迪康，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秘书长；任景龙，曾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