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于元皊8年(1093)9月出知定州。在苏轼知定州期间，朝廷政局进一步发生变化。御史赵挺之等又搬出苏轼所撰的贬斥吕惠卿的敕文，弹劾他“诽谤先帝”。
于是，哲宗于绍圣元年4月把苏轼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在《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中感叹道：
人事千头及万头，得时何喜失时忧。
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
适见恩纶临定武，忽遭分职赴英州。
南行若到江干侧，休宿浔阳旧酒楼。紫绶，系官印的丝带。恩纶，皇帝的诏令。“适见恩纷临定武”是指哲宗不久前还曾派人到定州“赐日历”，“赐衣袄”给他；而现在却突然受到“落两职，降一官”(“分职”)的惩处而被远谪英州。浔阳楼在江西九江，是白居易贬官的地方。苏轼怕触景伤情，因此说“休宿浔阳旧酒楼”。
苏轼头年赴定州任时，风沙很大，未曾看清太行山。这次贬官赴岭南途中，天气晴朗，西望太行，草木可数。他不禁想起，韩愈从贬所北还，经过衡山，天气由阴转晴；这次自己途经太行东麓，天气也很晴朗，是否意味着“吾南迁其速返乎”?于是苏轼写道：“逐客何人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应愚谷能留柳，可独衡山解识韩?”(《临城道中作》)后两句的意思是说，他不会像柳宗元那样长期留贬所(愚谷)，而会像韩愈那样很快从贬所回来，因为难道只有衡山才了解韩愈吗?太行山不也同样了解我苏轼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美好愿望又落空了。苏轼在赴贬所途中，作了很多纪行诗，抒发他的抑郁心情。他时而后悔奔走官场：“宦游岂不好，毋令到千锺”(《过高邮寄孙君子》)；有时又自我宽解：“莫言西蜀万里，且到南华一游”(《见长芦天禅师》)；时而感叹人间的坎坷不平：“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砏岩”(《慈湖峡阻风》)；有时又深感人生如梦：“四十七年(自十二岁父亲苏洵游天竺寺以来已四十七年)真一梦，天涯流落泪横斜。”(《天竺寺》)。他在经过洞庭湖时，写了一首《南康望湖亭》，更是感慨万千：
八月渡长湖，萧条万象疏。
秋风片帆急，暮霭一山孤。
许国心犹在，康时术已虚。
岷峨家万里，投老得归无?
前四句着重写景而景中有情，一派萧条的秋天景象正反映了他凄凉的心情。后四句着重抒情，报国心存，救国无术，岷峨远隔，垂老难归。
苏轼这时已年近六旬，千里迢迢赴贬所，途中的艰难困苦是不难想象的。可贵的是他在感叹个人艰难时，并没有忘记民间疾苦。他在《过汤阴市，得豌豆大麦粥，示三儿子》一诗中写道：“朔野方赤地，河濡但黄尘。秋霖暗豆漆，夏旱馰麦人。”在灾情这样严重的情况下，有豌豆大的麦粥吃就不错了，就算山珍海味了。他安慰儿子说：“逆旅唱晨粥，行庖得时珍。”苏轼在途中还曾上书哲宗，要求从小路赴贬所。他说他自闻命以来，忧悸成疾，两目昏花，仅辨道路，左手麻木，右手无力，六十之年，发白齿落。加之他平时不会安排生活，所得俸禄，随手用尽。他说他本想走陆路，日夜奔驰，快点到贬所，但由于疾病这样重，经济也困难，英州来接他的人未到，定州送他的人又不肯再往前，自己又无钱雇人买马。他说：“臣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炎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他希望哲宗“念八年经筵之旧臣”，允许他舟行赴英州(《《赴英州乞舟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