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还是罪人——张学良

张学良是军阀张作霖之子，他的父亲以草莽绿林出身，在俄、日两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东北的缝隙中，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胜利与失败的复杂结局中，乘机崛起，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既扶持又防范重，成为雄踞一方的奉系军阀首领——“满洲王”，并且在北洋军阀的混战角逐中，一度“入主中原”，睥睨一世，组织“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身为张作霖长子的张学良，张学良早年没有进过学校，教导他的启蒙老师是他接触欧美文化的开端。在他17岁的时候，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汇，接触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张学良那时还想过出国留学，但是没去成，结果进了东北讲武堂。 张学良自己曾说过，他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以他的性格他愿意当个医生或者适合随便干个职业，不想惹上政治。但是，在他当了军人，身处在当时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环境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当1928年张作霖被日本侵略者在皇姑屯事件中阴谋炸毙后，他继承了父位，成为了东北地方的统治者，面临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和国内阶级矛盾斗争。严峻的现实迫使他做出一系列的历史抉择，从易帜拥蒋、中东路事件、九一八事变成为不抵抗将军再到发动西安事变。这些选择使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同时也是使张学良富有争议的原因。
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后，终于将他推上了历史舞台，走上一条迂回曲折的不归路。摆在刚满27岁的张学良面前的东北，局面相当复杂，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作统一的问题尚未解决；连年内战使东北财政支 ，物价飞涨，社会不安，东北内部新旧派系的矛盾有可能加剧；日本帝国正在虎视眈眈，伺机实现它的满蒙侵略政策，首先将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张学良主观上确有励精图治的愿望，并且怀有青年爱国者的一腔热血，认为“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决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事实上，张学良与其父相比缺少了魄力以及政治能力，徒有一个赤子之心。于是他将希望寄托在了国民政府，一方面希望国民政府来统一中国，同时希望减轻日本侵略的压力。在1928年7月1日发布宣告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活动，表示和平统一的诚意。经过半年的曲折，1928年12月29日，东北宣布易帜，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至此，北洋军阀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张学良也达到分治合作的目的，掌握东北，保持了东北集团的利益。在东北易帜后，蒋介石重视东北的实力，并认为张学良是个大少爷，比较单纯可欺，在军政上重浮名而薄实际。他采取了张群的“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
1931年5月下旬，张学良从南京会北平，28日即患伤寒住入协和医院。九一八事变綷起，他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前后不过142天，东三省全部为日军占领。5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说：九一八事变，日寇进攻，夺取东北，蒋介石电告我勿扩大事态，我能违抗蒋的命令单独抵抗吗？不能不听从他的，且忍辱图存，看未来希望。孤军作战，我小敌强，无非徒然牺牲。但与上述说法不同的是，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九一八是他判断错误，而不是不抵抗。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张学良当时认为日本不会敢这样扩张，以为会像之前南京事件、济南事件，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对东北的侵略也会因为列强出面干涉而受到遏制。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下的一批狂热、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这个让当时沉浸在纸醉金迷的生活和吸毒中的张学良无法做出正确的决断来面对日本。此外，个性也决定了一切，蒋介石称张学良：“小事精明，大事糊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如果张学良具备他父亲的那种个性，假如他能认识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面对北大营被入侵，这应该是抵抗的底线了，便不至于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3000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是必然的，也是他后来一直深为后悔的。
联共逼蒋抗日，这是张学良政治生涯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它扭转了中国历史，甚至也影响了世界历史的发展，关于西安事变为何发生，以及张学良与共产党的关系，实在是罄竹难书，所以只写一写西安事变的影响，西安事变的直接受益者，正是中共和红军。正是因为这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最终停止了对红军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放弃了武力消灭红军的打算，改取了政治解决的做法，因而使得中共两党在内战十年之后，终于得以在不长的时间里达成了政治上的妥协。正因为如此，共产党人一直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怀有一种特殊的尊重与感激之情。毛泽东所谓，西安事变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放了出来，就包含着这层意思。甚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问题，内战的终结，以及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的根本取消，也促进了中国国内的团结和统一，加速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它对蒋介石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日本军阀坚持其扩张侵略的政策，这场战争就在所难免，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及其领袖蒋介石，就必定要面对这场战争的考验与挑战。事实上，蒋介石全国领袖地位的确立，也最大程度上得益于对日抗战的爆发。正是因为几个月后对日抗战的全面启动，蒋介石终于从一党领袖成为一国之君。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描述那时从西安事变到抗战这段经历为蒋介石所带来的声誉，唐先生讲：笔者和一些老一辈的读者们，都是有亲身经历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名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将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张学良，一个众说纷纭、毁誉交加的人物。在高中历史书上关于张学良的描写只有一句话就是他对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于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在我的感觉里应该是个民族英雄，但是在做这次近代史作业的时候，我才了解到甚至有人评价张学良为民国第一罪人，对他的骂声一片。事实上那个年代的很多事件的真正面貌，都与我们曾经被灌输的历史知识不同，我们很难真实的了解那时代的人们与事件。那个年代，民族深陷内忧外患的境遇中，仁人志士不是不想精忠报国，而是迫于时势，没法伸展鲲鹏之志，这跟个人的运命有关，也跟当时的时代大背景密切相关，一个人的影响依赖于他的地位。以及其身处的位置有关。张学良这个人的优点，开明、有理想、善沟通。缺点是软弱甚至懦弱、无主见、好享乐、意志力差。关键是，在某些时代，软弱本身就是罪恶，弱者的存在就是原罪，尤其在你肩负责任的时候。张学良可以是个好参谋，好校长，好将官，好朋友，好情人，唯独不是一个好统帅。他有足够的权力，却没有能够支撑起这份权力的意志。时代错误地选择了他，他也没有真正看清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