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 元十九年十二月，韩愈由监察御史任遽贬阳山县令。其贬官之由，新、旧《唐书·韩愈传》均谓因上疏论宫市事。《旧唐书·韩愈传》云：“转监察御史。德宗晚 年，政出多门，宰相不专机务，宫市之弊，谏官论之不听。愈尝上章数千言极论之，不听，怒贬为连州阳山令。”①《新唐书·韩愈传》则谓：“迁监察御史。上疏 极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令。”②两《唐书》虽为正史，然所说多未能为人所信，盖韩愈所亲近之同时人并不如此说。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谓“擢为御史， （贞元）十九年，关中旱饥，人死相枕藉，吏刻取息。先生列言天下根本，民急如是，请宽民徭而免田租之弊。专政者恶之，行为连州阳山令。”③同人《韩文公墓 志铭》亦谓“其为御史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④皇甫湜将被贬归之于上疏言天旱人饥，为“专政者”所恶，所言原因与两 《唐书》本传不同。又因所谓专政者为谁也未点明，故后人对于韩愈为何被贬，以及“恶之”者为谁，均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北 宋程俱《韩文公历官记》记此事云：“（贞元）十九年迁监察御史。是年京师旱，民饥，诏蠲租半，有司征求反急，愈与同列张署、李方叔上疏言状，天子恻然。卒 为幸臣所谗，贬连州阳山令。”其下小注云：“所谓幸臣，盖李实也。实时尹京。据实本传，二十年关辅饥，实方务聚歙云。而《新唐书》乃云上书论宫市被斥，与 此不合。”⑤程俱否定论宫市被贬之说，而将被贬归因于上疏论天旱人饥事，并将幸臣落实为李实。这与皇甫湜之说同而又进一步把皇甫湜所未点明的专政者坐实为 李实。李实时任京兆尹，于当年不恤百姓旱荒年饥之苦而大肆刻剥，但为德宗所宠信，势焰熏天，故程俱之说颇为后人所信从，但仍有其他不太相同的议论。
这 主要有以下两家之说。宋洪兴祖《韩子年谱》除了赞同上疏论天旱人饥、为幸臣李实所馋而贬之说外，尚补充谓“史云：‘公上章数千言，论宫市，德宗怒，贬阳山 令。’疏今不传。《寄三翰林》诗云：‘拜疏移閤门，为忠宁自谋。天子侧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洲。’公之被绌，坐论此两事也。……又云：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宗元、禹锡与公同为御史，刘、柳方进用，则公被绌宜矣。《岳阳楼别窦司直》云：‘爱才不择行，触事 得谗滂。’《永贞行》云：‘吾尝同僚情可胜。’皆谓刘、柳也。”⑥洪兴祖已将韩愈被贬原因归之于论宫市与上天旱人饥疏，并为李实和柳宗元、刘禹锡所谗而遭 贬。稍后的宋人方崧卿又有自己的看法，认为：“公阳山之贬，《寄赠三学士》诗叙述甚详，而皇甫持正作公神道碑，亦云‘因疏关中旱饥，专政者恶之’，则其非 为论宫市明矣。今公集有《御史台论天旱人饥状》，与诗正合。况皇甫持正从公游者，不应公尝疏宫市而不及之也。然公《寄三学士》诗尚云：：或自疑上疏，上疏 岂其由。’则是又未必皆上疏之罪也。又曰：‘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言语泄，传之落冤仇。’又《岳阳楼》诗云：‘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奸猜畏弹 射，斥逐恣欺诳。’是盖为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矣。德宗晚年，韦、王之党已成，韦执谊以恩幸，时时召见问外事。贞元十九年，补阙张正买疏谏他事，得召见， 与正买相善者数人，皆往贺之。王叔文、韦执谊疑其言己朋党事，诬以朋讌，尽谴斥之。意公之出，有类此也，故公《寄三学士》诗云：‘前日遇恩赦，私心喜还 忧。果然又羁絷，不得归耡耰。’盖是时叔文之党尚炽也。又《忆昨行》云：‘伾文未揃崖州炽，虽得赦宥常愁猜。’是其为王叔文等所排，岂不明甚，特无所归 咎，驾其罪于上疏耳。洪谓公之被绌，坐论宫市与旱饥，两事兼而言之，而又不考韦王始末，故为申及之。”⑦
上所述乃唐宋人对韩愈贬阳山原因的主要看法，概括起来大致有四种意见：1.因论宫市触怒德宗被贬；2.上疏论天旱人饥，遭幸臣、专政者所谗所恶被贬；3.因论宫市与上天旱人饥疏而贬，谗者为李实和刘、柳；4.因上疏论关中旱饥，遭王叔文、韦执谊等所排而贬。以上四种看法中的无论哪一种，均难得到后人一致的赞同，其中第1、3两种多为人们所不信；第2、4两 种均认为导因为上疏论天旱人饥，这最为多人所认同，但在具体为何人所谗所排上则又有不同的看法。至今对于韩愈贬阳山的原因尚多有异说，难有定论。那么，此 事究竟如何呢？笔者比较赞同方崧卿的看法，惜其所说尚欠周全具体，故本文即在这一看法的基础上，联系韩愈贬阳山之前的作为，结合当时的有关政治情势，加以 补充分析，提出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