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天书”，原名“红岩碑”，位于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城东约十五公里晒甲山半山。清道光《永宁州志》载：“晒甲山即红岩后一山也，崔巍百丈……俗传武侯南征晒甲于此。”又称“红岩山”。与关索岭对峙，紧靠滇黔公路。从公路到红岩前，约半公里。

    红崖向西，如墙似屏，长五十余米，高二十余米，呈浅红色。偏北平整处，有形如古文字、非镌非刻、非阳非阴的铁红色神秘符号书于浅红岩面。字不成行，排列不整齐，错落参差，大小不一，共有十九字。大者一米见方，小者十几厘米。若篆若隶，古朴浑厚。虽经风雨剥蚀，但其色历久不退。《安顺府志》：“殷高宗石刻，在永宁州(按当时州治，即今关岭自治县永宁镇)东五十五公里红岩山；《永宁州续志》，诸葛碑“在红岩晒甲山悬岩上。约二十余字。大者如斗，小者如升。非篆非隶，不可辨认。字若朱画，并非镌刻。”
    据《贵州图经新志》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世传以为诸葛武侯驻兵息鼓之所。”
    “红崖天书”隶属关岭县，距黄果树瀑布仅数里之遥。关于“红崖碑文”记载，最早的要算明嘉靖邵元善的《红崖诗》了。光绪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永宁知州涂步衢接上峰之命，拓取红崖碑文。从永宁州衙到红崖山八十余里，涂知州当然不会亲临拓贴，按官场惯例，上命下达，将拓取碑文的任务下达团练罗光堂办理。这位土著的民团首领，倒颇有服从命令乃军人天职的气概，带领人马上山，准备雷厉风行完成拯拓碑文的任命。可是到达天书崖前方知此行任务非同寻常。何故？天书虽然称之为碑，可惜非镌非刻，了无雕凿之痕，教人如何上抹色拯拓？团练虽为武官，罗首领倒还有几分儒将风度。审岩度势，立即下达桐油石灰胶塑法的命令。用新鲜可塑性极强的桐油石灰，将天书字体勾勒廓出，待石灰凝固后，其硬度不亚坚石，然后进行正常的捶拓工艺，很快就完成了上峰任务。
    此举虽善，可惜是杀鸡取卵，不久引起了乡伸愤慨，扬言将告发罗破坏古迹的罪行。涂步衢身为知州，深知破坏古迹罪的严重性，一边压制舆论，一边令人将天书上的桐油石灰斧劈刀凿，沸水洗涤，致天书面目皆非，崖面斑剥落离，字迹漫漶难辨，直到六十年后，在天书的岩壁上还可剥离出石灰浆层。
从此，天书的面目即为翟鸿锡本所示，那些附庸风雅的官僚成为了千夫唾弃的罪人。尽管如此，清未还是有位叫徐印川的贵州提督，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书崖面上，手写了一个草书的"虎"字，以求同天书千古不朽。这位徐提督实乃一位讨厌的古迹破坏者，在筑地名胜风景区，仙人洞的山壁上，还有其题咏景物的石刻诗。

   明嘉靖年间(公元1522—1566年)邵元善《红岩诗》，是最早对红岩碑的记载。清道光年间(公元1821—1850年)潘祖荫首倡研究红崖碑。道光、咸丰年间，对红岩碑的研究盛兴。光绪年间(公元1875—1908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和法国学者雷柏如与弗南海尔等人，均前来考证，但都未获结果。雷柏如说：“此碑含有绝对之神秘性，谁也无法窥破其中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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