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传说，在夏、商、周三代积累的烹饪成果的基础上，新形成的饮食文化观，率先在中原地域展开。长垣时属诸侯国卫，自然在中原地域之列。
     长垣春秋时代为卫国蒲邑、匡邑。《孔子家语》“子路为蒲宰”，是长垣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任县令。子路治蒲三年（公元前487年－公元前484年），政绩卓著，孔子路过长垣，曾“三称其善”，故称长垣为“三善之地”。今长垣北学堂岗“杏坛”，就是当年孔子“设坛讲学之地，四子言志之所”。卫国大夫蘧伯玉（长垣人）与孔子交游甚密，孔子五次经过长垣，有三次住在蘧伯玉家中。孔子倡导的“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等饮食观，对长垣烹饪讲究刀工、注重调味，曾产生直接的影响。
      唐代，长垣以烹饪为职业的“烹工”、“烹户”已见端倪。盛唐曾有人辑录400款肴馔的《中馈本草》手抄本流传于民间。酒楼、餐馆初具规模，饮食市场开始繁荣。唐代诗人岑参曾在长垣留下《醉题匡城周少府壁》的诗篇：“妇姑城南风雨秋，妇姑城中人独愁。愁云遮却望乡处，数日不上西南楼。故人薄暮公事闲，玉壶美酒琥珀殷。颍阳秋草今黄尽，醉卧君家犹未还”。诗中的“西南楼”即是唐代长垣（时称匡城，治所妇姑城）有名的酒楼。
     北宋开国，建都开封。在北宋9帝168年间，京城开封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中，有“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的记载。
素有坚实基础和烹饪传统的长垣，距开封不过百里之遥，又是都城开封的京畿之地，大量的长垣人涌入京城事厨。长此以往，长垣厨师一带十，十带百，联姻结故，相互提携，长垣事厨者逐渐发展成为京城餐饮业中的中坚力量，长垣也自然成为服务于京城餐饮业的“卫星城”。长垣烹饪从此有了一次大学习、大提高的机遇，长垣厨师从此有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北宋，长垣就形成了宫廷菜、官府菜、市肆菜、寺庵菜和民间菜五大菜系，主要工艺以炸、溜、煎、炒、蒸、煮、烙、烤为主。
     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为躲避战乱，中原地区的人民也数次大规模地南下，长垣厨师也跟随百工技艺、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也随之转移。
     到了明清两朝，长垣中兴，文化昌盛，人才辈出。据史料记载，从明景泰5年（1454年）到清乾隆4年（1739年）的285年间，全国共举行进士考试210科，长垣举子进士及第的就有57科87人，其中明朝33科50人，清朝24科37人。仅明万历年间，长垣就有三尚书二侍郎。因此，时有“满朝文武半江西，小小长垣七尚书”的美传。受此影响，沾亲带故，攀龙附凤，长垣籍达官显贵遍及朝野。这一官僚阶层，出于个人饮食习惯，大多带家乡厨师随从事厨。由此，长垣厨师从市井酒肆跃身成为官府御厨，为长垣烹饪找到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明清时期，许多王府侯爵、官僚商贾、达官贵人、文人学士大都喜欢雇长垣厨师。有文字记载的清光绪皇帝的御厨王蓬州，慈禧太后的面点师李成文均为长垣人。
清末民初，全国兴起了豫菜热，举国上下许多官宦商贾、文人学士等，都以雇佣长垣厨师司厨服务为快事。清宫御厨李成文、牛青连、宋登科；李鸿章专厨陈发科，吴佩孚专厨李发详，冯玉祥专厨郝文庆，张学良专厨乔永录，阎锡山专厨左保德，以及全国许多大中城市的名楼名店，如北京“永安”、“大梁春”，上海“梁园”、天津“三五俱乐部”等，都洒下了长垣厨师辛勤的汗水。
新中国成立后，厚重的长垣烹饪文化底蕴，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和青睐。建国伊始，全国各地慕名前来长垣招聘厨师的络绎不绝。
    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都偏爱长垣厨师。长垣籍厨师的杰出代表、原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首任总厨侯瑞轩，被誉为当代“国宝级”的烹饪大师，从事烹饪六十余载，先后曾为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领导人服务，并无数次地为国家外事部门设计、制作国宴菜肴。他先后为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英国伊莉沙白二世女王，美国总统克林顿，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日本明仁天皇等国家元首做过菜。其传奇的厨师生涯已被载入《世界名人大典》。
     中共中央办公厅行政总厨韩百胜，北京钓鱼台国宴总厨师长侯瑞轩，国务院餐厅总厨乔好文，全国政协餐厅厨师长李景聚，人民大会堂厨师陶少书，外交部厨师尹守森等等，这些长垣厨师中的佼佼者，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华民族烹饪文化的发扬光大，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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