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范一在美国学习结业，回广州参加北伐战争。当时军事上需要通讯人才，任命他为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首先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通讯人员，解决无人才困难。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仍任交通处长，驻上海，同时兼任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公学里有些工业设备，利用这些设备办无线电制造厂，自兼厂长，制造电台、收发报机和收音机，继

李范一

续办无线电训练班，招收大批学员，又建立国际电台与外国通讯。

在南京，仍担任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开办军事交通技术学校，任该校校长，培养技术人才。另设广播电台。做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

范一想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民用限于有线电报，通讯缓慢，因而力争把无线电开放民用，在各地开办营业所。这一便民好事，与当时交通部长王伯群发生了矛盾，王是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的妹夫，仗势反对开放无线电民用，理由是有线电没有生意了。大吵大闹，得到何应钦的支持。何向蒋介石反映，对范一施加压力。李不顾自己的地位，不畏权势，坚持无线电开放民用，为此被借故调到建设委员会工作。

李范一，1891年生于湖北应城一个城市贫民的家里。少年时期其父早亡，叔祖父助其维持生活，舅父供其读书，晚间帮助抄写公文，得点微薄收入。13岁参加清朝末年最后一次考试，中了秀才。邻里誉为“神童”。

后以秀才资格考入两湖书院。在校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及1911年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被编入学生军，保护武昌官钱局。他为人勇敢，工作负责，立有微功。辛亥革命胜利后，要他参加革命政府工作，被陆军总长黄兴所器重，打算留在部里任用。他对黄总长说：“我还年青，不愿做官，希望出国留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黄兴深加赞许，当即批准官费去美国留学。

抵美先学经济，后攻无线电，因袁世凯政府管公费的官吏贪污，被取消公费，只得半工半读。当时国内北洋军阀执政，不愿回国，在国外十几年，一直在无线电制造厂工作。

1949年武汉解放前，我和范一避到武汉大学和学生们混在一起。白崇禧部队刚撤走，随即找木船过江，首先保护电厂，保护纺织厂。陶铸和张执一两同志到武汉后，向范一了解武汉情况，见面时彼此的高兴是无法形容的。武汉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任范一为高级参议兼第一纱厂总经理。

武汉刚解放，人们认定：“李老是党员。如不是党员，为什么这样千辛万苦，不顾个人安危为党工作?”他们不理解，老李只有一个目标，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是中国人，应该这样做，坚决跟共产党走到底!

1949年9月，范一应邀参加了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事宜的讨论、协商和决定。会议期间，毛主席握着范一的手笑着说：“你是湖北的李先生!”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范一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副部长，1955年调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并被选为一、二、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任职期间，积极认真工作，为发展我国的燃料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建国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破坏，国民经济干疮百孔，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面对这种局面，党中央决定建国初期的基本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范一除满腔热情努力工作外，还主动为党分忧。

新政府成立不久，我想参加工作，对范一说：“你为我找一份工作吧。”范一对我开玩笑说：“好啊，夫人也要为新社会做贡献，好啊！”他喝了一口茶后，对我严肃地说：“国民党遗留下来的失业问题还未解决，建设摊子又不能一下铺得太大，因此工作岗位不多，正所谓粥少僧多。再说，由于我的原因，你的位置也不好安排。不要让组织为难。”他自觉过分严肃，又笑着对我说：“你在家把家务料理好，来往同志替我招待好，有些书信帮我处理好，有空读读政治书，学一点俄文，这比出去工作效益大得多了。至于钱嘛，我的工资够我们花的，何必要国家又给几十元钱呢。劳动者得食，家务劳动也是劳动。”

1954年9月，全国政协筹备换届时，范一向有关人员打招呼：“我不参加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以为范一有情绪，派人找范一征求意见。范一说：“没有什么意见，党如此发扬民主，大小事都找我们商量，我没有什么意见，我对我的位置很满意。我做副部长，政协的位置就让给别人。空出一个位置，可以多安排一位党外人士，也可以多团结一个人，党就可以增加一份力量。”来人听后非常感动。

范一在工作中发现我国石油人才奇缺，而我国落后的石油工业又急需人才来改变，他考虑再三，写信要留苏学机械的儿子改学石油科学，直到儿子进了莫斯科石油学院，他才高兴。

范一原来是学的无线电，不懂石油科学，为了做好工作，虽年过半百，他仍刻苦学习石油科学。他到处借书，白天工作，晚上学习，经常看书到深夜。好在他的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原来学得好，又加上通英文，很快成为石油工业的内行。当时，有许多苏联专家在我国工作，作为副部长，范一时常同他们打交道，为了工作方便，范一又开始学俄文。由于我有时要陪苏联专家夫人，范一也逼着我同他一起学习俄文。对于年过半百的人，学习一门新的外语，其困难可以想见，但他买回留声机，每天坚持学两到三小时，终于可以应付工作需要。

范一生活极为朴素，不像人们想象中留过洋的人，他的吃、穿都是我给安排、购置。他从不挑剔，总是做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穿什么。他自奉薄，对人却厚，有人来看他，带上一点土产品送他，他总是对来人说：“受之有愧!受之有愧!”并叮嘱我：“好好招待，加倍回赠。”如果来人生活较困难，他还要我送一些钱给带回去。

范一十分爱惜公物，他私事不用公车，私差不用工作人员。一次，夏天快来了，部里木工来我家修窗纱，见一扇窗的窗纱破了一个小洞，准备整块拆下换新的。范一看到了，上前说；“不要整个换新，裁个小块补上就行了。为个小洞，换整块，太浪费了。”那位木工只得依了他。

范一在“文革”初期就病了。1976年4月30日，终因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5月9日，国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政协全国委员会等送了花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办公厅、石化部、煤炭部、水利电力部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以及范一在京的生前好友和石化部机关群众代表参加了追悼会。当时，“四人帮”尚未垮台，国家还处在极左时期，在这样的情况下，悼词评价范一“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同情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湖北与我党合作，对我党开展鄂中游击战争，给了支持和物资上的帮助”，“解放后，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在任职期间，积极认真工作，为发展我国燃料工业做出了一定贡献”。对此，我们家属还是满意的。我想，范一在九泉之下也是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