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古城墙

关于文安县古城墙，民国本《文安县志》有一段精彩论述：“噫！败址颓垣，固非若漆城难上，然以御盗贼则城也，以捍大水则堤也，当勍寇、惊涛之洊至，则城而堤、堤而城也。城之所关重矣哉！”这意思是说，这座简陋破败的小城，固然不是秦二世的荡荡漆城，寇来不能上，但是，盗寇来了就是城，抵挡大水就是堤，当盗寇和大水一次又一次到来，这或者做为城，或者做为堤，这座小城是至关重要的。

解放以后，在冀中平原，类似于文安古城这样完整的城墙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如今它显得有些破败，但它所经历的历史沧桑，仍令我们惊叹不已。我们生活在它的旁边，到底对它了解多少呢？恐怕大部分人不仅不能说不出它的历史，就是连它的现状也视而不见，了解甚少，本文通过查阅大量历史资料，进行实地考察，试图对文安古城做一个历史的和现实的解读。

史书关于文安古城由来的记载

康熙四十二年《文安县志》记载，“邑城汉令赵夔创建。周围一千二百七十五丈五尺，计七里一分，高二丈五尺，城门五座，角楼四座，敌台警舖八座。池深丈余，阔三丈，外护以堤，其门北曰拱辰，南曰来熏，又小南门曰作新，东曰迎恩，西曰永定。”这段话粗略记载了文安城的轮廓，但是，最根本的一点却是错误的，这就是：文安县城并非汉文安县令赵夔所建。因此，民国编纂的《文安县志》明确指出：“创建何时，无可祥考。”

该《志》说：按《一统志》，唐废丰利县，移文安县于其城。《唐书》云：贞观元年废丰利县，移文安于其县。《后汉书》注：文安故城在县东北（今柳河，故城正当现城东北隅）。据此，现邑城乃丰利旧城，唐贞观初省入文安县。赵夔于汉武帝时为文安令，所建城池乃文安旧城（在柳河左近有赵公祠，以祀赵夔），非现城也。

有文字记载的明朝以后文安城修建、护城河开掘大体有七次。

第一次记载，明正德九年（1514），知县王鼎重修，翰林院侍讲李时撰记。王鼎是正德八年来文安上任的。上任伊始，看到城墙颓废，就发表了一番议论：“民保于城，城关于令，城之废，民弗能生矣！伊谁之责欤？”意思就是，老百姓靠城墙来保护，城墙的好坏又和县令有直接关系，城墙废了，老百姓不能生存了，这是谁的责任呢？这位县令实地测量，提出了挖护城河取土筑城的方法，于正德九年三月开工，正德十年秋天完工。

第二次记载，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距上一次记载98年，县令郑之侨修。具体修葺过程、规模没有详细记载，只记载在拓宽、深挖护城河时，挖出一块类似于太湖石的石头，“有玲珑嵌空，接山形，高数尺者”。此后，文安30年科举考试没有中举的，有人说就是挖走这块石头伤了地脉。但是，人们对这位郑县令的功绩还是肯定的，据说他离任时还为他竖了“去思碑”。

第三次记载，是明崇祯八年（1635），知县张上春大修，距上次大修仅29年。这次大修是崇祯皇帝下的严旨，大修的理由是“土垣”、“破门”、“无法守御”、“保民”，修的规格是增高5尺，计3丈，添砖堞，瓮城。但是，民国本《文安县志》记载，这位县令搞工程是外行，“其倍厚也，不取土于隍，而取土于闉；其增高也，不崇墉于上，而削址于下。”“是非修城，直毁之而已。”意思是说，在加厚时不在护城河取土，而是在城门外的曲城取土；增加城墙的高度，不是在城墙顶部培土，而是挖城墙地基。

第四次记载是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知县张朝琮重修，距上次54年。据称，大修后的东门、南门城楼极其高耸，小南门（作新门）从前久闭，从这时才开启。

第五次记载，是同治三年春（1862），知县曹大俊重修，第二年七月竣工。这次重修是上一次有记载的重修后的173年后。在城上东南角修建了魁星阁，西北角修建了玉皇阁。

第六次记载，同治六年（1865），“枭匪”萧四率百余人在县附近活动，并在六月和八月两次犯境，乡团和官兵多有战死，知县沈赓飏开挖疏浚护城河，以备盗匪。

第七次记载，光绪二十六年（1900）。这一年，八国联军进犯，义和团攻城，城墙毁坏，加之光绪七年（1881）以后，连年水患，城久失修，魁星阁、玉皇阁相继倾颓，知县王舒萼浚池深广八尺，四面一律挑挖。但是，民国本《文安县志》没有记载城墙是否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