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　　蹇先艾(1906-1994),贵州遵义人。出生清末名门，自曾祖父始，累代皆有功名。祖父官至道员，清同治八年 (1869)奉办“遵义教案”有功，加赏布政使衔。父蹇念恒，举人，曾任今越西等县知县。

　　光绪三十二年〔1906)9月12日，蹇先艾出生于县署，辛亥革命时随父母返回遵义。蹇先艾敏捷好学，童年喜爱观赏鸟语花香的故乡景色，亦好听家中老仆人讲《三国演义》故事。稍长，入私塾，且于其父指导下读古文，联句作诗，十来岁能作古体诗。以后发表旧体诗，多用笔名萧然。民国8年(1919年)冬，蹇先艾至北京读书，先后就读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北京师范大学附中。

　　民国20年毕业于北平大学法学院经济系，获法学学士学位。时值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刊物相继发行。蹇先艾于孤寂生活之中，以读书写作为乐，逐渐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民国11年，于师大附中与朱大南、李健吾创办 “曦社”文学团体，办《爝火》文学刊物。次年，发表新诗《二闸舟中》和小说处女作《人力车夫》。

　　民国15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常与朱自清、王统照、徐志摩、沈从文等名家交往。此后，在《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文学》等多家报刊上发表作品。任北平松坡图书馆编纂主任时，兼授弘文学院《文学概念》和女子中学《国文》课。赛先艾自感所写作品题材狭窄，描写琐碎，于是利用学术交流机会至山东农村考察民情。民国25年，于鲁迅发起的《中国文学工作者宣言》上签字。由于连续发表反映贵州民间疾苦的小说《水葬》、《到家》等，被鲁迅誉为乡土文学家。蹇先艾还翻译出版《美国短篇小说集》。抗日战争爆发后，蹇先艾由北平携眷返黔。

　　民国27年(1938年)春，因不满贵阳文坛沉闷的气氛，与谢六逸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当选为理事，于《贵州晨报》编《每周文艺》副刊，以杂文、诗歌、短评等形式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救亡斗志。次年2月，日本飞机轰炸贵阳，《贵州晨报》社被毁，《每周文艺》停刊。民国31年起，历任贵阳省立高中教员，遵义师范学校校长，贵州大学和贵阳师范学院副教授、教授等职。民国34年3月，主编《贵州日报》《新垒》副刊，团结省内外作家，继续以文学艺术作品，鼓舞民众。蹇先艾为人清廉、正直。任遵师校长时，月薪难以维持家计。当时，师范学生享受公费待遇，一般校长吃学生空缺多达十数人(其中要以一部分到贵阳送礼)，会计劝其吃空缺，蹇先艾坚持不肯。为维持生计，只得将北平运回的《鲁迅全集》出售，补助家庭生活。抗战胜利后，目睹当局鼓吹“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实行独裁统治的现状，蹇先艾加入“教授会”，任干事，支持学生“争和平、争民主，反内战、反独裁”和“反饥饿、反迫害”等政治斗争，并以《新垒》为阵地，巧妙地发表揭露国统区黑暗、争取民主权利内容的作品，公开为革命作家茅盾撰写50寿辰祝贺文章，推荐英国作家约翰·雷特描写十月革命的著作。当局予以注意，不是令其更换标题，就是强令抹去作家署名。蹇先艾抗议无效，于民国37年辞职，停办《新垒》。 1949年后，贵州省成立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筹备委员会，蹇先艾任副主席，主持《贵州文艺》出版。

　　1953年蹇先艾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贵州省文化局局长、民盟中央委员、民盟贵州省委副主任委员、中国文联委员、贵州省文联主席、政协贵州省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贵州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1983年、 1986年曾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加拿大和印度。写作之余，常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评阅，为之作序，鼓励上进;对贵州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亦予热情关注。蹇先艾的短篇小说集有《朝雾》、《一位英雄》、《酒家》、《还乡集》、一《踌躇集》、《乡间的悲剧》、《盐的故事》、《幸福》、《倔强的女人》，散文集有《城下集》、《离散集》、《乡谈集》、《新芽集》、《苗岭集》，约350万字，新诗近70首。文风简朴，乡土气息浓郁，被称为我国五四运动以来于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卓越的短篇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 1994年10月26日病逝贵阳，时年88岁。

　　乡土文学家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贵州这个偏远省份走出来的作家可谓寥若晨星。而蹇先艾的存在无疑让我们感到些许欣慰。尽管“地域性”是其作品的一个重要倾向,但他显然不是一个为地域所限宥的作家,在文坛高手如云的二三十年代,他出道不久便赢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时至今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及其小说读本中,蹇先艾和他的小说仍然不可或缺。可以说,他是贵州上世纪上半叶取得成就最高的作家。

　　蹇先艾的成名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小说《水葬》。《水葬》是抨击传统旧文化思想的力作。小说描写了一出阿Ｑ式的人性悲剧。悲剧上演于民国时期，文明之风已渐入乡村僻土。循规蹈矩，安守本分，听见脏话要恼怒、要脸红的"文明"的桐村人，仍保留着"德治文化"的衣钵，对小偷处以"水葬"的酷刑。村民们几乎集体无意识地循守着祖先留下的这一陈规陋习。面对他们的乡亲骆毛将成为酷刑的牺牲品的命运，人们无动于衷。相反，却关心着骆毛的死法---捆上石头沉入水里。蹇先艾沉痛地写出了传统思想对村民人性的扭曲和灵魂的麻痹。为了能目睹道德对邪恶的惩罚，从"水葬"的热闹盛事中获得一次低级的感官刺激，全村上下，无论男女长幼，前呼后拥，兴高采烈，跟着挤着看热闹。而骆毛同样愚昧麻木，死到临头，灵魂没有一丝震动，也许在他的潜意识中，并不否认"德治文化"的合理性，所以，他才能理直气壮地用"老子今年三十一！再过几十年，又不是一条好汉吗"类似阿Ｑ的精神胜利法安慰自己。只有想到母亲的无人赡养，才有了一点人性的踌躇与忧虑。悲剧的深刻性在于，人们被传统意识摆布却不自觉，人的命运被陋习主宰还要欣赏和顺从这命运的镣铐。这是一种自虐性的人性变态,这又是现代贵州社会的普遍现实。小说写到的唯一的人性亮点，是骆毛死后不知情的骆毛母亲倚门望子，苦苦等待着儿子的归来,却不知她的儿子已葬身水底。这点亮色恰恰反衬了人性扭曲的丑陋，更显作者内心哀痛的深重。有人以为,此文的内涵不仅指向对旧习俗、对精神麻木的批判,而且是对深层人性的揭示和批判。鉴于此,《水葬》不仅是蹇先艾的成名作,亦应视为其代表作。鲁迅先生对《水葬》有一段著名点评：“但如《水葬》，却对我们展示了‘老远的贵州'的乡间习俗的冷酷,和出于这冷酷中的母性之爱的伟大，——贵州很远,但大家的情境是一样的。”这一中肯的点评无疑扩大了蹇先艾的知名度。《在贵州道上》是蹇先艾另一篇代表性作品。作家以冷静的笔调刻划了贵州山道的险峻、山民生活的困苦及其蒙昧的精神状态。人与环境均属于或处于一种特别而极端的状况,读后留给人们的印象自然极为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