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强盛的大唐，也对伯夷采取了表彰的态度。《贞观政要》载魏徵贞观十四年（640）上疏曰：“从仕者怀君之荣，食君之禄，率之以义，将何往而不至哉？臣以为与之为孝，则可使同乎曾参、子骞矣。与之为忠，则可使同乎龙逄、比干矣。与之为信，则可使同乎尾生、展禽矣。与之为廉，则可使同乎伯夷、叔齐矣。”（卷三《择官第七》）着眼点仍在“廉”。开元中，梁昇卿撰《古义士伯夷叔齐二公碑》，谓：“自历载所记，有国以来，事之美者，莫先于让。是故君老于位，命立叔齐，齐固辞以请伯，伯固辞以不嗣，遂相与义退，遁逃西周。当是时也，帝殷不臧，用错天纪，人弃莫保，以戴于周，周武王秉白旄，仗黄钺，经纶所以拨乱，威略所以龚罚，雷震万国，风行六师。二公于时推忠臣之诚，明死君之节，伏车而谏，慷慨沥血。且夫大运不以时旷，达节不以义距，黔首焉得以厌毒？鬼神焉得以无主？于是讨罪于商，为天下王。二公以立志贞也，检身操也。建侯戡难，不可以阙也；以臣伐君，不可以训也。相于国莫非其土，异于事不食其粟。乃西上首阳之山，歌《采薇》而死，盖天下义感之始也。”除了肯定伯夷之“让”，复赞扬其“不辱其身，不降其志”的“伏车而谏，慷慨沥血”。
至“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及”（陈寅恪：《论韩愈》）的韩愈（768－824）撰写《伯夷颂》，方赋予伯夷精神以新的特质：“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矣。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开篇举出特立独行的三等人：一是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二是一国非之力行而不惑者，三是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而伯夷又在此三者之外，是“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昭乎日月不足为明，崒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真可谓推崇备至了。
韩愈在《通解》中呼吁向古之“三师”学习，以挽回世间之颓风：　　尧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促促然不知其让之为美也；于是许由哀天下之愚，且以争为能，乃脱屣其九州，高揖而辞尧。由是后之人竦然则言曰：“虽天下，犹有薄而不售者，况其小者乎？”故让之教行于天下，许由为之师也。自桀之前千万年，天下之人循循然不知忠易其死也。故龙逢哀天下之不仁，睹君父百姓入水火而不救，于是进尽其言，退就割烹。故后之臣竦然而言曰：“虽万死，犹有忠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忠之教行于天下，由龙逢为之师也。自周之前千万年，浑浑然不知义之可以换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强，则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故后之人竦然而言曰：“虽饿死，犹有义而不惧者，况其小者乎？”故义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为之师也。是三人俱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间；其身亡而其教存，扶持天地，功亦厚矣。 　　 让、忠、义，是韩愈最推崇的三件美德，而伯夷就是“虽饿死，犹有义而不惧者”的故以一身立教，而为师于百千万年间的代表。韩愈着意的不是伯夷的廉让，而是“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的精神，是他所代表的“士”骨子里应有“适于义”的“特立独行”的精神和意志。他尝学问，知义理，虽无常产而有常心，心中装着整个民族与整个世界。他敢于站到历史潮流的对立面，敢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敢于粪土当年万户侯；他不是“有求而为”，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而是为了尽责尽心。
唐代也有人对伯夷取保留态度。皇甫湜（约777－约830）的《夷惠清和论》 ，就认为以伯夷、柳下惠之所行校之圣人，“皆一方之士也”。具体说来，“彼伯夷者，揭标表于不灭，蹈臣子之所难行，信道之笃，执之如山，嫉恶之心，恶之如鬼，清风所激，有心必动，此其所长也；至于《传》之泛爱，《易》之随时，圣人之权，济物之义，岂止未暇，亦将有妨”。李德裕（787－850）《夷齐论》则说：“昔夷齐不食周粟，饿于首阳之下，仲尼称其仁，孟轲美其德，盖以取其节而激贪也。所谓周粟者，周王所赋之禄是也，谏而不从，不食其禄可矣。至于闻淑媛之言，辍飧薇蕨，斯可谓不智矣。夫薇蕨者，元气之所发生，四时之所顺成，日月之所烛，风雨之所育，周焉得而有之哉？若以粟者周人之播殖，则夷齐得非周人乎？反覆其道，尽未当理。然夷齐之行，实误后人。于陵仲子慕夷齐者也，乃至不义其兄之禄，洁则洁矣，仁岂然哉？厥后商洛四友，畏秦之酷，避秦之祸，岂止洁其身而已，然飧紫芝以为粮，饮清泉以为浆，终老南山，以养其寿，斯可谓仁智兼矣。”在政坛浮沉的李德裕，认为宣扬伯夷的“节”只是为了“激贪”，他更欣赏“仁智兼矣”的商洛四友，是很自然的。晚唐皮日休（约834－883后），隐居鹿门山，性傲诞，自号“间气布衣”，言己天地之间气也。作《鹿门隐书》六十篇，多讥切谬政，曰：“毁人者自毁之，誉人者自誉之。”又曰：“古之杀人也怒，今之杀人也笑。”皆有所指云尔。从气质与经历与而言，皮日休与伯夷颇有相似之点，然亦言：“不仕非君，孰行其道？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乎，汤不当事桀，文王不当事纣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纣士不归周矣。故伯夷之道过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看起来，伯夷之高，确为功利在心之常人所难企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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