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江西多高官

自明太祖杀了丞相胡惟庸之后，明代就不再设丞相一职，所有权力都集中到皇帝手中，而由若干阁臣组成一个办事机构，辅助皇帝处理臣工们的奏折，先行拟票，供皇帝采纳。这三五个阁臣，自然根据资历、能力、官阶有个排序，后来约定俗成，排在第一的，就被称为首辅、元辅或首揆，后之者称次辅或次揆。

明代历任首辅共五十三人，其中江西先后有解缙、胡广、杨士奇、陈循、陈文、彭时、费宏、夏言、严嵩等九人，人数与浙江并列第一。这就很明白了，江西人在历任首辅中人数最多，势力最大。因为权倾一时，自然得罪人也不会少。

再看看内阁中的历届阁臣分布。从永乐到崇祯，共有阁臣一百六十四人，按他们的乡籍分布（按现在省区范围），是这样的：

浙江：二十七人；江苏：二十二人；江西：二十二人；河北：十七人；山东：十三人；湖广（湖北、湖南）：十二人（其中湖北九人、湖南三人）；福建：十一人；河南：十人；四川：十人；安徽：五人；广东：五人；山西：五人；广西：二人；陕西：二人；云南：一人。

江西人在阁臣中仅次于浙江，与江苏并列第二。说明江西人在官员里人数多，影响大。

再从明代的官员储备库——进士榜上看，江西进士多达三千一百四十八人，而且常常是一科包揽一甲，或占据前十名中的多数，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而上状元榜的，排在前几名的是：江西十九人；浙江十九人；江苏十八人（含上海）；福建十一人。江西仍与浙江并列第一。

同乡在朝好办事

从上述统计中能够看到，江西人在明季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朝士半江西”之说，江西人也演绎出形形色色的故事。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记载了这样一段故事，用口技的方式形象地说明了江西人在民间的口碑：

一日，同社馆东郊外韦公庄者，邀往宴集，诧谓余：有神技可阅。既酒阑出之，亦一瞽者，以小屏围于座隅，并琵琶不挈，但孤坐其中。初作徽人贩姜邸中，为邸主京师人所赚，因相殴投铺。铺中徒隶与索钱，邸主妇私与徒隶通奸。或南或北，或男或妇，其声嘈杂，而井井不乱，心已大异之。忽呈解兵马，兵马又转解巡城御史鞫问。兵马为闽人，御史为江右人，掌案书办为浙江人，反复诘辩，种种曲肖。廷下喧哄如市，诟詈百出。忽究出铺中奸情，遂施夹拶诸刑，纷纭争辩，各操其乡音，逾时毕事而散。

这是一段由“瞽者”表演的口技，用各种人物的不同声音演绎了一段纷争，其中人物的身份颇具意味，实际上代表了民间的共识：贩姜商人为徽州人即徽商，店铺的老板为京师人，兵马司官员为福建人，御史为江西人，书办则是浙江人。这实际把各种职业的地域特征予以了充分表现：商人中徽商影响最大，所以商人用徽州乡音；赣、浙、闽为科举大省，当官者多为进士出身，所以御史用江西乡音，兵马司用福建乡音；浙江书办则是绍兴师爷的前身，因而书办用了浙江乡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江西人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

永乐初年，杨士奇就说：“四方出仕者之众，莫盛于江西。”正德时，“浙一僚与江右一僚，各论本省人才……争辩不已”。进士和官员大省——浙江和江西还为此要一争高下，可见两省的旗鼓相当。

那么明代江西官员这种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对明代江西籍官员素有研究的曹国庆先生认为，若深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不难发现江右商人的介入是一个重要因素。在许多商人看来，“有子而不能教之以圣贤之学，使以德行文章显耀于明时，碌碌为乡人以终世，岂足贵哉”。通过经商积累财富，以为业儒的经济后盾，是当时人们谋求家族显赫、提高社会地位的一种惯行之途。

嘉靖间江西铅山曾出了个内阁首辅费宏。曹国庆先生以江西铅山的费氏家族为例，发现他们就是由经商发家，然后以此为经济后盾，培养子弟走读书、科举之途，再由此进官入宦，因而费氏家族进入政府担任高官者层出不穷，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内阁首辅费宏。这些人当官之后，必然成为其家乡及所处阶层的利益代言人。“正德初年，凤阳人孙幼真出任江西参议，费宏即以同年身份为其赠言：‘江西地方千里，大率土狭而人稠，闾阎小民虽力作啬，用不能自给，操末技以食于四方者恒十之五……’又称‘大过之时而求大壮之才’，寓寄勤政爱民之盼。”他在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希望新到任的地方官能对自己的家乡以及所在阶层多多照拂。虽是人之常情，但首辅之言谁敢不照办啊（参见曹国庆《严嵩与嘉靖间江西籍阁臣》，《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12期）。

同时江西的工业和手工业较为发达，也随之产生了很多富商。如制瓷业，明代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十分发达，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饶郡产”，“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江西铅山盛产铜矿，也造就了不少富家。

但也有很多官员因此对江西人怀有成见，比如张居正就不大喜欢江西人，所以时任礼部尚书的张四维看准张居正的这一点，就把当年应考的江西举子汤显祖的试卷扔进了废纸篓，尽管他的试卷花团锦簇，但颇有些恃才傲物，谁知政治歧见竟使得这位志在必得的大才子怆然离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