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 年秋，应城私立西河中学创办，胡茂实刚从武昌中华大学毕业，年仅26岁，即应聘于西中任国文教员。当时封建的教育思想、教学方式，还支配着很大一部分人的 头脑。西中虽说是新式学堂，却还保留不少私塾旧习；老师们大都板着脸，一个个都很严厉，不少人还带着竹板子上课，稍不如意，就体罚学生，学生们在课堂上死 气沉沉，在课外打打闹闹，不明确学习目的，老师不讲究教学方法。胡茂实一反旧的教学方式，使西中学生耳目一新。他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身着长衫，戴一副近视 眼镜，留中分头，显得文雅而潇洒，手中也没有拿竹板。大家都感到新奇、兴奋，注意力也特别集中。他讲的课更是获得了学生的好评。那时，中学的国文课本，每 册都有一、二篇蒋介石的文章和训词。他从不将此类文章作为课堂讲授的内容，而只讲解每册课本中认为有益于学生的课文。此外，他还选印一些优秀诗文让学生学 习，使学生们有机会接触一部分古今中外的文学名作以及“五四”前后的许多新文学作品。学校第一次发现，不用竹板打人，同样可以把书教好。凡听过他讲课的 人，无不感到他学识渊博，且善于启发人思考。他讲课时，着重讲授课文丰富的内容。有些篇章还讲出他研究所得的一些新颖而独到的见解。即使是看起来很平常的 诗文，经他讲解一番，竟十分生动感人。

胡 茂实讲作文总是要求学生写自己的真实感受。一般老师上作文课，只命一道题，学生懂不懂，能不能作出文章来，一概不管。他却往往一次出二、三十个题目，写满 一黑板，让众多的题目去触发各人独特的感受。甚至让学生自己命题，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实际上，大多数人看了题目之后，觉得有话可写，写起来也顺畅，不觉得 作文是苦事。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同学们在课余时间里坚持写日记，说这是锻炼写作能力的重要途径之一。为了鼓励大家写作，不论谁的文章，只要写得有点新气 息，他都贴在成绩栏里，以示表彰。这样一来，同学们除了完成规定的作文外，也有人尝试写小说、写新诗、填旧词，写作之风在西中兴盛起来。他这种引导、启发 式的教学方法，为西中首开先河，学生们也受益匪浅。

1938 年10月，应城沦陷，西河中学停办，胡茂实随父母全家迁居黄滩镇。他拒绝为日伪汉奸做事，靠卖文具纸张糊口，保持了民族气节。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城关，在 县立初级中学任教。1946年10月，应城西河中学复办，他应聘担任校长之职。一上任即主持招生工作。当时应城失学青年很多，为满足需求，当年招收学生约 300名，凡报考者均被录取。因招收的学生文化程度差异很大，便按考试成绩分编为5个班级，即初一上两个班，初二上一个班，余下成绩太差的编为两个补课进 修班。他不辞劳苦，到处奔走，聘请教师，筹措资金，以解教学之急。

新 中国成立后，胡茂实担任应城一中教员，1956年担任了副校长，还被选为县人大代表。他虽肩负着一中的部分领导工作，仍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常常代二、三 个班级的语文、地理课。他讲国文，除了讲授作品的艺术性、写作技巧、字词句外，还注意讲解作品的思想性、政治性，以改变部分同学单纯追求艺术形式的倾向。 胡茂实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理解能力，他在备课时准备了许多与课文相关的资料，授课时，旁征博引丰富多彩生动有趣。他在完成课堂教学的同时，提倡学生进 行阅读，注重学生对作品的理解、欣赏和分析能力的培养、词汇的积累、语言知识的充实，以及阅读兴趣，甚至思想情感的培养等等。

1955年，胡茂实作为应城的先进教师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孝感专署召开的先进教师表彰会。会议期间，地委书记王家吉到会讲话，他指着胡茂实说：“坐在那里的一位就是我过去的老师，他的课讲得好，学生们都喜欢他上课。他是一位深受学生尊重的好老师，我们信赖他！”

胡 茂实早年患有肺结核，有时吐血，但他不肯住院治疗，总是在家里吃点云南白药，或者让家人买点猪心肺滋补一下，就坚持上课。当学校老师有病假、产假时，他主 动承担代课任务。1959年，胡茂实调任应城综合师范学校副校长。1962年，又调回一中继续担任副校长。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仍坚持给学生们上课，甚至 还亲自动手抄写表册、文告。他能写一手精妙的瘦金体楷书。学生的毕业证书由他亲自填写，倾注了一个老教育工作者的一片丹心。

胡 茂实对学生特别爱护，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女一样看待，从不乱加批评指责。学生们到家来拿作业、看试卷、提问题，不论是誰，他一律热情接待，当面批改指点， 讲解分析。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学生王士学家庭困难，要求退学。胡茂实多次找他谈话，从多方面开导他、鼓励他克服困难，使他完成了学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多 年后，王士学每提及此事，不无感触地说：“要不是胡校长几次对我苦心劝导，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我早就失学了”。

“十年文革”期间，胡茂实受到冲击。但他对党、对人民始终抱有坚定的信念。1971年5月1日深夜，胡茂实先生含冤去世。粉碎“四人帮”后，应城一中召开追悼大会，高度评价和赞扬胡茂实先生的一生，称之为：“桃李遍四海，饮誉满应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