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是人们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在现今竞争日趋激烈的出版业中，书籍的出版发行始终伴随着广告宣传。其实，这种商业行为自古有之。那么，在书业十分繁盛的明代，书商们是如何为他们出版的书进行广告宣传呢？ 如果我们阅读一本明代书籍，就会发现，广告伴随了书本的始终。
书目广告
书商会在一本书上市前做预告，而书目广告就属于这种类型。书目广告通常是告诉读者新书出版的内容，书坊字号，刻书年月等信息。这种广告方式早在唐代就已存在了。至于明初，则逐渐发展出了新书预告目录的形式。如明嘉靖元年，北京书商汪谅刊刻《文选注》，他将自己所“翻刻”或“重刻”的《史记》、《文选》等十四种书籍的名录附列于此书之后，云：“金台书铺汪谅见居正阳门内西第一巡警更铺对门，今将所刻古书目录列于左，及家藏今古书籍不能悉载，愿市者览焉！”汪谅的其他刻书也采用了此种手段。这样一来，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自然会关注到这家书坊的其他刻书。书坊书籍的销售量也会因此得到提高。

识语广告
识语，是明清小说的一种特定文体。识语多位于小说封面或扉页，篇幅短小，最长也不过百字，用来概述小说的创作缘起、题材、版本、刊刻特点等信息。由于其在书籍上的位置较为醒目，不作广告之用，实为可惜。这大概就相当于今天的腰封吧。
万历三十四年余象斗刊刻的 《列国志传》，其识语这样说道:“《列国》一书, 乃先族叔翁余邵鱼按鉴演义纂集。惟板一付, 重刊数次, 其板蒙旧。象斗校正重刻全像批断, 以便海内君子一览。买者须认双峰堂为记。” 余象斗于其中解释书籍刊刻原因是“其版蒙旧”，且自家版本“全像批断”，优于别家，使读者自有比较，且强调读者购买时需认准“双峰堂”这一标识。可以看出，明代书商在卖力广告的同时，也在保护和宣传自家品牌。
再者，天启初年, 天许斋刊刻出冯梦龙所编《古今小说》，其封面“识语”云:“小说如《三国志》、《水浒传》称巨观矣。其有一人一事足资谈笑者,犹杂剧之于传奇,不可偏废也。本斋购得古今名人演义一百二十种,先以三分之一为初刻云。”这则识语先是肯定了《三国志》、《水浒传》这类长篇著作的价值，后提出短篇小说“足资谈笑”，亦“不可偏废”，之后则以一种预告的口吻让读者注意其他小说集的出版。
序言广告
序，亦称“叙”，或“引”，是写于书前的文章。序或为自序或为他序，内容多为交代写作背景、刊印缘起、书籍价值等。序言可以说是书籍著者和刊刻者文学观念的代言，相较于识语，序不受字数限制，能够充分宣扬书籍之善，从而为读者购买提供参考。
明人喜好作序，书坊也有意于借助序文来扩大书籍影响。明詹淮撰，陈仁锡订正，于崇祯年间刊刻的《性理标题综要》二十二卷,前有朱从古序云：“故陈太史编辑之如《纲鉴》例, 凡有切于身心治术者存之, 有切于论表策题者存之，其提指处,有切于关节者存之。人略我详, 人无我覈, 井然有条, 注释俱备, 较之他刻, 其亦性理之综其要者乎！因请斯编, 谋寿于梓,以广其传。”此书是科举考试用书，朱从古赞此书之详、全、精，是“综其要者”。考生看到，亦难免心动。
再如金圣叹为《水浒传》作序说:“吾最初得见者，是《妙法莲花经》，次之，则见屈子《离骚》，次之，则见太史公《史记》，次之，则见俗本《水浒传》，是皆十一岁病中之创获也。《离骚》苦多生字，好之而不甚解，记其一句二句，吟唱而已；《法华经》、《史记》解处为多，然而胆未坚刚，终亦不能尝读；其无晨无夜不在怀抱者，吾于《水浒传》可谓无间然矣。……夫固以为《水浒》之文精严，读之即得读一切书之法也。汝真能善得此法，而明年经业既毕，便以之遍读天下之书，其易果若破竹也者，夫而后叹施耐庵《水浒传》真为文章之总持。”金圣叹以一个读者的身份来评析小说，结合阅读体验，用《离骚》、《史记》等名书作为对比，赞叹《水浒传》为“读一切书之法”。有金圣叹这样的名人为书籍“代言”，基于信任与崇拜，读者们也就更加乐于掏钱购买了。

书跋广告
有序言广告，自然也会有书跋广告。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足部》谓：“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书跋是题于书后的文字，内容或品评书籍，或考证版本，或追记轶事。在书跋上进行广告宣传，同样可以使读者在阅读跋语时了解到书籍的刊刻特点，内容质量等信息。
汲古阁毛晋就是善用书跋广告的代表人物之一。《汲古阁书跋》中《孟襄阳集》跋云：“至近来十二家唐诗及王孟合刻等, 或一卷, 或二卷, 或四卷, 论次寡多, 本本淆伪。予悉依宋刻以元本关中本参之, 附以拾遗, 共得二百六十六首。间有字异句异先后倒者, 分注元刻某今刻某, 不敢臆改云。”毛晋先言别家刻本之劣，再言自家刻本之精，校勘之细，两相比较，读者自然选其优者。
除上述广告手段之外，明代书坊采用的广告形式还有牌记广告、扉页广告、解题广告、凡例广告等等。从这些广告手段中，我们可以一窥明代的出版文化，也可以从中领略到老祖宗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