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传佛教在益阳的传播

佛教起源于印度，首先在中国西藏传播，而后传入青海、蒙古、新疆、滇西南等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公元46年），天竺大月氏迦叶摩陀等僧人以白马驮经卷沿丝绸之路来到洛阳，在鸿胪寺驻足，鸿胪寺成为中原佛教的发源地，后称之为“白马寺”。传入中国的佛教经卷为梵文，信仰为密宗，到西藏的称之为喇嘛教，传入青海称之为黄教，总称之为藏传佛教。为了在中原广泛传播佛教，印度僧人学习汉语，逐步将经卷译成汉文。后来的中国僧人也学习梵文，参与译经，汉文的经典越来越多。
自东晋末年中原佛教南派宗师慧远创建莲宗净土法门之后，以戒律为修为的律宗相继出现。慧远之后约150年，印度僧人达摩来中土创建禅宗。唐贞观年间，太宗崇佛，中原佛教进入鼎盛时期。但是，历史上有北周武帝、唐武宗及周世宗的三次“灭佛”行为和五代时期的战争杀戮，佛教也遭受到很大的摧残。特别是赵宋王朝信奉道教，佛教出现存亡危机，这时各门派大和尚共同商定溶为一派，实现了以净土法门为宗旨的大联合，广大佛教弟子均为净土弟子。从而，以经卷为汉文的净土宗称为汉传佛教。
益阳挟资水临洞庭，乃江南灵秀之地，山川秀美，物产丰饶，民风淳厚，且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说当年女娲补天的炼石之处，乃益阳境内的浮邱山；司马迁《史记》所载5000多年前，黄帝巡视天下，“南至于江，登熊湘”，会盟、封禅、制乐的“熊湘山”，亦在益阳境内；当年大禹治水，登上益阳境内的碧云峰，“以观洞庭水势”，现在“帝登峰”古迹尚存。岁月悠悠，女娲、炎、黄、禹帝诸圣灵气浩荡，益阳大地，尽得风流，群圣毕至：战国末年，楚大夫屈原遭放逐，漂泊于资水之野，问天于凤山之麓；东晋时道教宗师葛洪在益阳修道立说……公元373年（东晋末年），净土宗初祖慧远，出师自襄阳南下渡长江之后，在益阳建清修寺布道；印度高僧不如密多，在会龙山建宝泉寺弘法。益阳成为汉传佛教在中国南方的重要策源之地。

东晋古刹——会龙山栖霞寺

益阳城区资水南岸，苍山青翠、群峰拥立，有二脉丛山连绵起伏，势如双龙奔向江边，相会聚首，一山高起，宛若龙头，临江而饮。这座临江峻丘，被称为会龙山。
据《益阳县志》载：会龙山上的栖霞寺原名宝泉寺，由印度高僧不如密多建于东晋孝武帝年间（公元373年-396年），距今已有1600余年历史。宝泉寺建成之后，因与益阳古县城隔江相望，享子民之近，又处北方至南粤、跤趾的通衢要地古驿道渡口旁，香火一直很旺盛，信士游人，墨客骚人，或渡水而来，或沿驿道而至。登山入寺，拜谒游览。就是官宦仕人，甚至落难皇帝，亦慕名而来。
唐宣宗时宰相裴休曾在宝泉寺下榻。
公元1402年，朱元璋嫡孙、明朝建文皇帝在此出家，因有“帝栖之荣”，宝泉寺改为栖霞寺。此事《益阳县志》有记载，《湖南佛教寺院志》亦有记载，称：“栖霞寺原名宝泉寺……有寺志法普可据。明建文帝朱允文为避朝廷内乱，出家为僧，转涉于吴、楚、湘、粤、滇、黔之间，云游衡阳花药山，途经益阳驻锡于宝泉寺。”自此，建文帝成为一位真正当和尚的皇帝。昔日的一切灰飞烟灭，正如一首诗所写：“身披袈裟退龙袍，北望京都万里遥，坐对青山思旧昔，惟有群鸟早晚朝。”会龙飞鸟，资水游鱼，宝泉古寺，黄卷青灯，伴随这位曾在位四年的“皇上”，于晨钟暮鼓声里，了却凡尘。
三年过去。公元1405年，了凡升任住持，不久重修寺宇，因觉会龙山似南京栖霞山，栖霞山上原有一栖霞寺，便改宝泉寺为栖霞寺。两年后，了凡复云游滇、黔，此是后话。
公元1881年，栖霞寺由宝哞法师住持。此时已是大平军起义末期，风起云涌的“杀尽不平得太平”刀声剑响，已是云散高唐，烟消碧海。天京已陷落多时，天国栋梁英王陈玉成也殉难有日，其子陈三元随母流落湖南民间，到益阳后登上会龙山，来到栖霞寺。陈三元拜宝哞和尚为师，皈依佛门，得法号遇缘。此事见于《益阳县志》。遇缘和尚于1936年圆寂，享年78岁，下葬于寺前侧。此后，立人法师和智晖法师先后任栖霞寺住持。
1940年，时年十八岁、后任广东云门寺等名寺住持的佛源大和尚、益阳桃江莫氏子，拜智晖法师为师，在栖霞寺出家。上溯自晋、唐以来至此时，栖霞寺香火一直未断，依旧名播三湘以至海外。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南省主席何健还为栖霞寺题写过寺匾。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冠入侵益阳，栖霞寺被破坏殆尽。尔后一直连年战乱，栖霞寺败落……
1949年，新中国成立，此时宗教兴衰虽尚处于不定变数之中，但资水会龙胜境却没有被漠视，会龙山辟为公园，供人民游览。1983年，益阳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拨出专款，开始修复寺庙，并在寺后建起了“栖霞阁”，在山上建起了半山亭和山门惮楼及环山公汽车可直达寺前。当然，这还只是草草修复，其主旨还是一座风景公园。
1986年，广东云门寺住持佛源老和尚返礼祖庭，出资28万元购回公园在寺属地建的亭阁改作佛殿。经过三年努力，栖霞寺基本上修复，又得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题写了寺名。1990年10月7日，由佛源老和尚主持庆典，栖霞寺与白鹿寺同时对外开放。栖霞寺高踞会龙山之巅，供奉佛祖、药师、观音、弥勒及诸佛菩萨金身圣像，僧众达十余人，成为信士、游人膜拜揽胜之佳境。
从1997年至2005年，栖霞寺再次重修，几历艰难，佛源老和尚几次亲临指导，全寺僧众齐心合力，终于在2005年完成基建。农历十月初一日，老和尚主持栖霞寺建设峻工暨佛像开光庆典，终圆重建祖庭宏愿。
至此，“会龙栖霞”名胜景观更为亮丽。从资江之滨，会龙山之脚，仰望栖霞寺，但见青山绿水之上，那黄瓦飞檐、雕梁斗拱仿古建筑宝刹，如在半空，山势涌出，兀立江边。正如佛源老和尚所言：栖霞寺是一块风水宝地，登之可望见益阳全城，难怪当年老祖宗选中此处建寺。佛源还深情言曰：栖霞寺的重建修复，使“佛国香花添锦绣”。
益阳人自古与佛缘深，益阳久为佛教圣地，当你的目光落在寺前那片塔林，就会更加感觉出栖霞寺历史的厚重。无论是为一千六百多年前的不如密多尊者建的开山祖师塔，还是为明太祖之嫡孙建文皇帝建的了凡和尚塔，那些古老而无声的麻石、花岗石、白玉石，其实都在为你诉说着无限时空和无限人间物事。去也悠悠，来也悠悠，白云苍狗，资水长流，栖霞永秀！

碧云峰“清修寺”与“远公第一道场”

从长沙坐汽车乘火车启足北行约三十多分种，在距益阳市约二十公里处，长石铁路与三一九国道旁、大诗人李白当年填《菩萨蛮》词的沧水铺古镇之侧，有一座高矗竣美的青山叫碧云峰。
碧云峰是洞庭湖西南沿益阳境内第一高峰，人称“衡岳七十二峰”之首，海拔五百余米。在高海拔地区，她算不得奇峰大山，但由于地处“八百里洞庭”的边沿，便显得挺拔雄奇，壮观宏伟，自然景色竞显江南之美，素有“小庐山”之称。《益阳县志》载：“碧云峰又名小庐山，山壑幽雅，崖壁峻峭。佳木葱茏，药草繁茂，沟壑纵横，山重水复，数条瀑布左右飞旋，汇为沧水。”此山此景,实为一方胜境。若是远观，晴天但见青峰拥黛，衬于蔚蓝天壁，如诗如画；雨天则是峰尖接天，烟笼碧树，石烟飘袅。而当你迈步登临，那山脚，那峰顶，那层峦迭嶂中，那一面面山坡、一条条山谷里，绿竹成林，杉树、松树、樟树、枫树、榉树、橡树、栗树、杂树，相依相拥，绿深如海，石级古道，野趣天燃。陡峭的崖壁上，芳草野药、野花野果，丛丛簇簇，飘香惹眼，四时不绝。流泉飞瀑声中，布谷啼春，竹鸡鸣唱。登上山顶，极目四望，雪峰余脉，洞庭余波，玉练资水，益市人烟，尽收眼底。
更为值得骄傲的是：碧云峰由于洪荒上古临云梦泽之水，是上古之人“以水乘木”可直达之山，自盘古开天辟地，便是先圣登临，群贤毕至之处。
正因为地理位置独特，先圣屡屡登临，碧云峰在古时名声很大，群贤无不慕名而来。山中有“摇篮顶”、“邹忌坡”，相传战国时赵氏孤儿曾在此山藏匿，齐相邹忌曾在此山隐居；屈原流放江南，登上碧云峰作《九歌》，而宋玉则来此山建亭作《招魂》，怀念屈原……
汉传佛教净土宗初祖、东晋高僧慧远，正是在这种“文化磁场”地吸引下，于公元373年来到碧云峰，在山中建清修寺，设“远公道场”，讲经布道，开江南佛教之宗。《益阳县志》是这样写的：“清修寺始建于东晋宁康元年（公元373年），是湖南最古老的寺庙之一，系中国佛教南派宗师慧远所建。”而据资料考证，清修寺比南岳最古老的名刹福严寺尚早194年。
清修寺建成后，惠远又在山中建东林寺，在山顶建雷音寺，三寺相辅，香火十分鼎盛，僧众云集，香客如云，人称“远公道场”。至唐代，益阳相继建成“龙牙”、“广法”、“白鹿”等寺，因清修寺规模之大，香火之盛，首屈一指，被誉为益阳“四大丛林”之首，有“清修天下福地，远公第一道场”之誉。太宗皇帝曾钦赐《梵经》一部五十二卷，可见清修寺影响之大。至宋代，诗人苏东坡、范仲淹、宰相李纲都曾来碧云峰清修寺礼佛、览胜。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张轼都曾留连碧云峰。张轼在此建“小庐精舍”，开堂讲学，并于公元1172年特邀朱熹前来设讲，消息传出，学子云集，二贤在“小庐精舍”讲学达三年之久，鼎盛时学子多达三百余人。此时的碧云峰，山南有清修寺佛教圣地暮鼓晨钟，山北有南轩讲堂书声朗朗，一时名冠江南。
公元1175年，张轼、朱熹应长沙太守之邀，前往岳麓书院讲学。临行之前，“南轩夫子”对碧云峰风光景物和自己的“小庐精舍”十分留恋，依依惜别之情难于言表，回望青峰碧树，作诗道：“峰势香庐矗，溪泉峡水潺。居然一兰若，唤作小庐山。老木千崖表，孤亭万竹间，明朝向征路，回首白云闲。”夫子走后，讲座还开，直到公元1206年，元兵南下，南轩讲堂和“三帝”神像毁于兵火。然而，夫子流韵碧云峰，千年文雅白云里。
到明代，碧云峰仍为文人雅士心中圣地，清修寺香火之盛不亚于贞观。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章钦赐《大藏经》一部，共一百六十卷于清修寺。据《益阳县志》载，明嘉靖三十年前后在任的益阳知县刘激，有“远公有道场，半落资之阳“的诗句。
清代文人们登碧云峰，谒清修寺，也留下了很多诗篇，从光绪四年（公元1897年）起，益阳籍高僧海印和尚曾在清修寺做过两年住持，于光绪六年迁往沅江庆云山景星寺。民国十一年（公元1924年），海印圆寂前，亲手制楠木佛匾一块，上书“万法圆融”四个行书镀金大字，赠送给清修寺。现在这块匾仍保存于清修寺遗址民家。
解放初年，清修寺香火划上了一个句号，僧众遗散，房屋划分给农户居住。东林寺和山顶的雷音寺亦被拆除。然而，清修寺佛根颇深，公元1986年，益阳籍僧人直真和尚开始着手重建山顶之雷音寺，经三年多的奋斗，1989年于旧址建成三间佛殿，供奉诸佛金身，并悬挂佛钟一口，重500余斤，从此恢复了“寺响晨钟，疑是雷音”的历史景观，迎来游人接踵，信士如云。1994年至1998年间，当地梁知田等人又筹资建起了前殿和后殿，2000年建成山门。至此，新雷音寺融山门、围墙、前殿、大雄宝殿和观音殿为一体，高矗于帝登峰旧址之上。2005年，在这座有着炎、黄会盟足迹、大禹治水足迹及屈子、李白、南轩夫子与忠定公李纲足迹的碧云峰，又发掘出《熊湘山记》半截汉白玉石碑，古寺名山，声誉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