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阳

宋仁宗时，临湘聂市出了一位“驸马”，他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张尚阳。

张尚阳(1011－1078)，幼时在家乡攻读经史，稍长，随在朝为官的兄长张尚祖赴京，投入太史①鲁宗道门下。因学业锐进，声闻京城，被宋仁宗选为驸马，与仁宗女儿升平公主结为伉俪。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经略陕西、抗击西夏。仁宗令张尚阳以驸马都尉随行，协助范仲俺主持军务。当时，面对西夏的侵扰，朝廷多数官员主张征讨。而宋夏交战多年，宋军每战必败。原因就在“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04）范、张等人根据这种分析，力排众议，主张采取防御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骑射的当地百姓补充军队，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宋朝廷采纳范、张的主张后，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增强，西夏军队欲胜不能，终化干戈为玉帛，达成了“庆历和议”，出现了边塞相对稳定的新局面。在经略西北防务的过程中，张、范二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庆历年间，宋朝廷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内有沂州（今山东临沂）的王伦起义、陕西商州的饥民起义，外有西夏入侵。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欲改革弊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即明黜陟、择官长、均公田、减徭役、修武备等十条建议。张尚阳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举措，积极旋说皇帝和大臣，使这些措施为仁宗所采纳，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

张尚阳一生利用其特殊的“驸马”身份和过人的才智，为加强宋朝西北防务，协助朝廷大臣治理国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宋仁宗赞曰：“朝廷赖其赞襄，边防得其谋议。”

《张氏族谱》载：聂市古街南端张家门的张尚祖，系临湘县的第一名进士，官天章阁待制、东京府尹、节度使、平章军国事。其弟张尚阳（1011∽1078），庆历初年（1041）被选为驸马，与仁宗之女升平公主结为伉俪；庆历三年，曾在仁宗皇帝面前多方周旋，让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度得到推行。此后，张氏兄弟的儿、孙、曾孙辈有九人连登进士。张尚祖、张尚阳之父张实万，有墓葬、墓碑和宋仁宗皇帝的告勤、祭文碑，至今保存荆圣村八屋姚家后山。见八屋姚家张实万墓葬、墓碑照。自张氏兄弟始，聂市人文蔚然而兴。至清代，聂市有“五里三牌坊，两里三进士，隔河两驸马”之说。

方　兴

著名抗元将领，负帝投海殉国。

宋咸淳十年(1274)秋，蒙古丞相柏颜率三路大军，水陆并进，直逼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兵临城下的南宋朝廷，诏集各地将士保卫临安，匡扶宋室。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一批著名将领应诏统兵入卫临安。他们中间有一位临湘籍人士，他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抗元将领的方兴。

方兴(？－1279)，字毅轩，临湘桃林人。南宋德佑元年(1275)，他应诏保卫临安，协助文天祥在江西赣州招募兵勇，很快就组织了3万义兵，收复了一些失地。正当义兵乘胜进兵临安时，有人劝阻说：元军重兵压境，宋室危在旦夕，你们与之作战，无异于驱群羊而斗猛虎。方兴答曰：“国家养育多年，我辈断无苟且偷安之理，惟有以身许国之责。”

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入临安，掳恭帝及宗室官吏而去。这时，不少勤王义士纷纷离去，而文天祥、张世杰、方兴、朱华、邹凤等爱国将领，坚持斗争，决心收复失地，拯救宋王朝。祥兴一年(1278)，端宗病死，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方兴等继立年幼的卫王赵日丙为帝。方兴被封为诏讨使，继续抗元，率领宋军战斗在南海崖山一带。翌年，文天祥、张世杰相继兵败，元军攻下崖山，方兴随陆秀夫负幼帝赵日丙投海，以身殉国。

文天祥遗著《文山全集•指南录》中有《北营思方将军一绝》，高度赞扬方兴以社稷为重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诗云：始兴溪子下江淮，曾为东南再造来。如虎如熊今固在，将军何处上金台。

杨柱朝

在岳阳历史上，俊贤才士呕心沥血，先后编纂了明朝弘治、隆庆、万历，清朝康熙、乾隆元年、十一年等6部《岳州府志》留传于世。其中，杨柱朝主纂的康熙《岳州府志》，融学术性、史料性于一体，尤为珍贵。

杨柱朝(1618－1687)，字石林，号娲宫，晚号洞庭渔隐，清代临湘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进士。曾任四川平武知县，治绩突出，百姓拥戴。后辞官回乡，全身心投入治学之中，参加修纂康熙《湖广通志》、康熙《岳州府志》、康熙《临湘县志》，撰写《诗经订伪》、《读史笔断》、《读史学》、《广法言》、《印庄娲宫诗话》、《印庄笔秋堂集》、《钓余手钞》等著述，是一位难得的既贯通经史、又精工诗文的岳阳本土文学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杨柱朝应岳州知府李遇时聘请，担任府志主纂。当时，岳州历经战乱，“老成凋谢,兵灾累经,故府之载书，先民之遗卷，杳焉无稽”，编好一方全史，困难重重。杨柱朝迎难而上，“且出腹笥之蕴，发笈录求，揽遗书而综旧闻，于是删繁刈芜，补漏缀轶，参与考订，期于至当”。仅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全书便告完成，共28卷，20多万字。这本府志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史料宏富，堪称地方百科全书。全志收录了大量《春秋》、《史记》、《汉书》等古籍文献与旧志中有关岳阳的记载内容，辑数千年岳州史事于一体，融洞庭湖、岳阳楼、君山诗文题咏于一书，纲目门类合理，体例完备，文笔犀锐精湛，不仅是当时岳阳的地方全史，而且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二是考校厘正，有许多独到的历史研究见解。志书对“瞳袭传伪”的史料逐一作出厘正，提出：如麋子在郧、房之间，罗子徙湘、平之域，古华容为今监利，此疆域之宜厘正者一；城陵为古彭城，如山为古如城，青草介于巴、华，黄陵介于湘阴，崇山自道明越裳、壤连交广，此山川之宜厘正者二；湘君为天帝之女，欧阳询、虞悝为汉之临湘人，徐伟为今之临湘人，此人物之宜厘正者三。三者正，而刚柔燥湿之性，贞淫奢俭之俗，登耗赢绌之数，因革损益之宜，咸可按籍而定。”同时，对杜预开杨口大运河之事，也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考证，得出了“杨口即古调弦（今华容调弦口），因杨岐得名，而是河（即华容河）亦自江出，冬竭夏流，故当时均以沱称，得非沔阳之长夏河”的结论。

杨柱朝治学严谨，从不盲目传伪。他从小即学习《朱传》，受程朱理学影响颇深，但对书中阐述的观点抱有怀疑。他通过广泛收集各家观点，重新学习古《序》及毛传，坚定了批判《朱传》的决心，写出了《诗经订伪》一书。全书以《序》及毛说为主，博采诸家，论其得失真伪，自成一家之言。

杨柱朝还是洞庭湖海市蜃楼现象的第一个解释者和记录者。明清时期，洞庭湖浩渺无涯。相传，每年春夏之交，人们可见到湖上“蜃楼”，百姓惊为怪事，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也没有人记载下来。杨柱朝亲往观察湖上“蜃楼”，以《洞庭蜃楼歌》纪其事：

“洞庭八百浩淼中，一片奇光相与遇。青螺十二掩其峰，幻作 都与烟树。中有浮屠势凌空，大山小山叠无数。碧绀苍青无端倪，观者如堵色惊怖。”

并考证史书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湖中蜃楼跟海中蜃楼同是由“气”所形成，是“理”之所归，并认为《岳阳风土记》中“洞庭湖中有巨蚌，深夜展一壳如帆，吞吐明珠，与月争色”就是洞庭湖的蜃楼，是“理气所召”，“无足怪者”。

杨柱朝对岳阳楼“仙梅石”也作出了“非仙”的解释。明崇祯年间，岳阳楼被烧毁后，集资重修时，在楼址挖出了一方上有梅花墨迹的奇石，时人以为神物，故建墨石亭以纪。亭成时，“盈城罢市，相顾动色，人人如有所获”，都以一睹奇石为快。杨柱朝为此特撰《仙梅记》指出：此石并非神仙之物，“仙梅”一说是荒唐之言，他利用动静的观点解释此乃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他的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科学，在当时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刘 敖

刘敖（1829-1887），字凤翔，湖南临湘云溪（今岳阳云溪区）文家冲人。早年参加湘军，曾任浙江台州知府。是左宗棠派系主力，组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后任台湾兵备道。著有《巡台退思录》。

刘敖自幼饱读诗书，习拳练棍，咸丰三年，曾国藩、左宗棠在长沙办团练，刘敖应招投军，被左宗棠聘为“记室”（大概是文字秘书），后左在浙江一带镇压太平天国。同治三年（1864年），35岁，任浙江台州知府，固海防，竣东湖，修学宫，储粮食，建储蓄（设培文局）。离任时，六县绅民立《刘敖治台实政碑》。1874年，随左宗棠师新疆，平定叛乱，收复伊梨。1881年，任台湾兵备道，府城为台南。

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清政府在中法大捷后依然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敖，将他们充军流放。

这就是现在电视剧中，刘敖与刘铭传之间恩怨的背景，两人分别代表当时政治上的徽派与湘派。正史表明，二刘都应是历史的功臣，不应当区别出好坏，电视剧中的描写不太公正。

福建省前的末任实缺台湾道刘敖，是台湾近代史上的有争议人物。台湾史学家连横称他为“有经国之才”的能吏，在所著《台湾通史》中为其作专传，其他章节中记述刘璈的政绩亦甚多。对于刘璈在中法战争期间被督办台湾事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参劾，革职籍产，流放黑龙江，最后死于戍所的结局，认为“士论冤之”

1985年， 台湾史学家许雪姬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为刘璈作了全面的辩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十分杰出，在防戍上，法船始终无法在南部越雷池一步，在外交方面，除尽力保护外商，屡获好评外，且欲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台海封锁之困；尤以在法舰上面见孤拔时所表现的勇气，更令人折服。”因而“有关二刘之争，今人的研究，较倾向于同情刘璈。”

刘璈是怎样发迹而得任权势颇大的台湾道的，对此，连横先生作了这样的说明：“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从军，大学士左宗棠治师西域，辟为记室，参赞戎机，指挥羽檄，意气甚豪。及平，以功荐道员，光绪七年，分巡台湾。”后世学人谈及刘璈的早年经历，多遵循连横先生的说法。一些大陆著作还据此演绎成刘璈曾参加左宗棠领导的收复新疆和抗俄斗争云云，而不察连横先生的说法颇多讹误失实。 首先是关于刘璈的籍贯。据沈葆桢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片称：“据营务处浙江候补道刘璈禀称：该员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在风港营次接到家信，知父品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湖南临湘县本籍病故，恳请奔丧，回籍守制。”据此， 可知刘璈的籍贯应为湖南临湘县，而非湖南岳阳。清时，在岳阳城设岳州府，附郭巴陵县，辖下有临湘等县。民国时，始改巴陵为岳阳县。因此，将刘璈的籍贯指实为岳阳（城或县）人都不准确。其次是刘璈的道员资格何时取得？刘璈早年确实投在左宗棠麾下襄办营务，因参予镇压浙江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奏保为浙江台州府知府。然而，当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主持平定甘陇回乱时，刘璈却没能跟去，而是继续留在浙江官场浮沉。不过，至迟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实缺知府改以道员候补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