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津，即今天的福建省南平市，古称南平、延平、龙津、剑州、镡州、剑浦、南剑州。①剑津传说实际上是指在这个地方孕育生成的一组有关东溪、西溪、剑溪三溪交流的山水神话传说，包括剑潭、双塔、火城等的一系列传说。本文拟讨论的只是在文本上有确切记载的“双剑化龙”和“建塔聚气”的传说。

      最初的出现在《晋书·张华传》。据说西晋初建时期，斗牛���间常有紫气冲霄而起。张华通晓易理，心知其异，他邀请善观天象的雷焕共卜吉凶，最后得出结论是：紫气源于豫章丰城，其实是宝剑之精。当时张华是晋朝重臣，他帮助雷焕补得了丰城县令一职。雷焕到任以后，在监狱地基底下掘出一个石函。石函出土后霞光四射，打开之后果然发现有双剑并列。雷焕当即送其中一支剑给张华，而留一支自佩。张华收到剑后发现此二剑是越剑干将、莫邪，于是致书雷焕二剑终当复合。后来，张华被杀，干将剑从此下落不明。而雷焕死后将他所佩莫邪剑传给了其子雷华。雷华任建安郡从事，持剑路经延平津，腰间佩剑忽然跃出剑鞘掉到河里。雷华请人入水取剑，入水者不见宝剑，但见两龙盘绕水底，转眼间，江水碧波灿烂，浪涛汹涌。时人以为这是双剑复合在此化龙。②从此以后延平就有了“剑津”、“剑浦”、“镡川”、“龙津”之称。③由于这一则传说直接与古延平的山川地理相联系，以后又屡屡被《八闽通志》、《福建通志》、《延平府志》、《南平县志》等地方志所引用、传载，成为了南平地方历史的一部分，以至到今天化龙双剑甚至被当作南平的市标，具有了特殊的地方象征的意义。

      从表面上看，“双剑化龙”传说出现在古延平只是由于雷华路过延平津偶失宝剑，纯粹是一种偶然的行为。事实上，“双剑化龙”传说之所以能在南平生成、延续以至影响到今天，绝非偶然。神话是其所依附生长的文化的一个部分，它是地方特殊的自然人文背景的产物，同时也在不断地随着地方文化的变化而重组变化。换句话说，特定地方的神话也是对这个地方文化历史的一种记录，虽然由于它概约化和超自然的特性，使它在表达上与真实的历史有很大的差距，但它确确实实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记录着当地文化的历史。当然，神话记录的历史并不是某一时间点上发生的历史，它所代表的“时间深度”(timedepth)远比一般的历史记录来得大。由于神话的传承主要是依靠口口相传，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synchronic)，而且还是历诸时代的(diachronic)，在它的整个发展传承的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时代内容被迭压、搀杂进来。④因此，可以说，神话所反映的历史其实是一种长时段的历史。就“双剑化龙”传说来说，从《晋书》最初记载，历经了唐、五代、两宋、元、明、清、民国以至今天，已经有一千三百多年。在这个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双剑化龙”被附会为古延平山水钟灵毓秀，人才“彬彬其盛”的风水渊源，成为南平繁荣昌盛的一种象征。⑤但在南平的历史发展到明朝，同样是对这三溪交流之地的风水灵气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看法，认为由于“郡前东西溪交流直射”导致南平“风气涣散，人文厄塞”，因此南平地方官府就在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水南九龙岩巅和水东鲤鱼山南塔山岭建双塔以收水聚气弥补风水。⑥这就是继“双剑化龙”之后，由三溪交流演绎出来的第二个神话传说——“建塔聚气”。不过，时至今日，“双剑化龙”传说又重新被提了出来。这次它是以“化龙双剑”的形式塑立在剑潭当中，作为南平的市标。从这个意义出发，我认为考察剑津传说背后隐喻的地方文化历史，不能只停留于最初记录的“双剑化龙”的传说，而应将神话生成、发展、变化的历史时间扩展到上至秦汉下至今天的二千年中去理解认识。

母题下隐含的原型是土著的闽越文化与外来的汉文化的对立，并逐渐为中原汉文化融合涵化的过程。事实上，在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国家体制逐渐向南推进扩张和以汉文化为代表的国家正统文化向南方少数民族文化纵深渗透的过程中，这种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由对立而转变为融合汉化也是普遍存在的，它象征着南方土著的少数民族在强势汉文化的冲击下逐步从化外走向化内、从蛮夷变为华夏。

      当然，“双剑化龙”传说是一个典型的山区江河神话，它因南平山川地形而生，确实反映了南平的山川自然形胜。《嘉靖延平府志》描述延平府“负山阻水为七闽襟喉，剑溪环其左，樵川带其右，山川清明伟丽为东南最。占溪山之雄，当水陆之会，枕寒泉倚青嶂，崇山峻岭为郛郭，惊湍激流为沟池。前临深壑后逼峻崖，千山拱秀二水交流，山环其崇川合其清，……”(注11自古以来，南平就以山川险峻，地扼要冲而有天堑之称，加上延平津险滩林立，急流惊湍比比皆是，在古代科学落后、崇巫信神的福建，很自然就会被当作是蛟龙藏身之所。因此，从南平的自然生态环境来说，龙神话出现在这里也是有其特殊的自然地理背景，而且也正是这样的一种自然地理背景为“双剑化龙”神话在南平地方文化中生长和不断演绎提供了土壤，一个最有力的佐证就是后来“双剑化龙”神话被附会为古延平府唐宋时期贤良辈出原因的风水解释。两宋时期可谓是延平府文化最为兴盛的一个时期，黄裳、杨时、游酢、罗从彦、李侗、朱熹等都是名重一时的大儒，特别是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后世称为“延平四贤”，是南宋程朱理学发展史上极具影响的人物。杨时承二程洛学，创理学的道南学派，一传至罗从彦，二传至李侗，三传至朱熹而集大成，这一学派的思想对宋元以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影响至为深远。因此，宋元以后延平府的地方知识分子每谈起延平人文必津津乐道宋之“四贤”，认为这是延平奇特山川钟孕的结果，而这山川灵气则因延平津曾有“双剑化龙”而更为神异。

     及至明朝，延平地方官府以延平“名胜人文并称双美而迩来甲第独逊于诸郡”为由，对延平的山川风水进行了重新的解释，认为这是延平“东西溪交流直射风气涣散，人文厄塞职此之故”。因而，主持兴建双塔，一“于九龙山之巅以收东溪之水”，一“于剑化阁之前以收西溪之水”，使“两水汇合，环绕郡治，于形胜大壮，当必有兴者。”(注12同样的山川地形，同样是文化人物，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期会就此产生如此不同的解释？原因显然并不在于自然风水。从双剑化龙聚山水之精到建双塔引水流之气，似乎这个转变过程是由于风水母题的变化，但从建塔过程中表露出来的延平科甲不盛的状况，我们已经隐约可以窥视到唐五代以后福建地方区域结构的变迁过程。众所周知，中国的科举制度肇始于隋唐时期，而福建科甲第一人则是出现在晚唐的泉州，此后科甲及第者多集中于沿海的福、兴、泉一带，闽北山区明显逊色于沿海诸州。由此推及福建地方的政治经济结构，我们也能清楚地看到：自唐代开始，福建地方的政治经济重心逐步从山区转到了沿海。具体而言，东汉三国时代闽北的建安郡一直都是闽中唯一的郡，其所辖诸县亦多设于闽北，为国家控制福建地方的主要堡垒。晋朝增立晋安郡，与原有的建安郡地位并重。及至隋朝，裁并闽中郡县，仅留一郡，虽仍名建安郡，但郡治已不在闽北的建瓯而定于闽县(今福州)。唐以后更是如此，福州已牢固奠定了闽中政治中心的地位，福建道属县中凡望县、紧县、上县多在沿海地带。从经济上说，孙吴至晋代，闽中开发偏重于闽北山区，而自晚唐五代开始福建社会经济的重心渐渐向沿海倾斜，福州、泉州经济蓬勃发展，文物日趋兴盛，而相比之下，最先开发的闽北地区逐渐落后于沿海地区，这一趋势在元明以后尤其明显。(注13正因为如此，尽管明代延平地方精英采取了修双塔、广建书院等措施，南平士民亦始终“以儒为上，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诵暮弦，洋洋盈耳”(注14，延平科甲仍然未能有大的起色，沿海诸郡始终在福建科甲中占据了压倒的优势。由此可见，明朝所谓延平风水不济、科举不盛的神话，其实在深层结构上是闽北在福建区域政治经济结构中其地位从中心向边缘转移过程中的地方精英集体意识在神话上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