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汝恺，阜宁人，1928年12月出生于阜城梅家巷。4岁即识字500，6岁作文。祖父梅品山是一位画家，在偏僻的县城里享有名气。父亲梅冠芳曾在武汉、上海等地读过大学，属新派人物，但他却拼命教梅汝恺国学，幼小的梅汝恺曾熟背古文二百余篇。梅汝恺七岁时写过一篇文章，大受家庭教师的赞扬，也得到善文者渐浓叔父的垂青。为了鼓励，叔父送他一整套《儿童世界》和数量更多的《小朋友》。《儿童世界》所展示的文学天地，竟使年幼的梅汝恺着了迷。金斯莱的《水孩子》故事，侠盗罗宾汉的轶闻等等，这些有趣的故事及文中插图，在事过几十年后梅汝恺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栩栩如生。
      抗日战争爆发，梅汝恺合家逃难去了乡里，也带去了大量家里的藏书，这些文艺书籍都是父辈们购置而庋藏于家的。在乡下，在战乱的环境里，梅汝恺系统地读了三十年代重要作家的所有选集，当然也读了古典名篇如《三国》、《水浒》、《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甚至洁本《-》等。梅汝恺很小就从家庭教师习英语，十二三岁时，也就开始阅读霍桑的《古史钩奇录》、《泰西五十轶事》、《海外轩渠录》等英文版小说。
      1942年梅汝恺考入省八临中，读高二下。随后负笈南下，入设于姜埝的省临时职中续学；1945年毕业于该校高中部。日寇投降后，出现了“洗兵海岛，刷马江洲”的暂歇和平局面，梅汝恺去了南京，入南京临大就读。一年后转入国立商学院。于是迎来了上海的解放。随即梅汝恺去了无锡，入苏南新专学习。一个月后，分配到苏南日报社任记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笔耕生涯。
梅汝恺最早写的一篇小说是发表在大学的铅印校刊上的，他当时任该刊的社长兼主编。任苏南日报记者后，梅汝恺便完全扔掉了货殖之学，而转向了新闻。虽说新闻与文学也有点那么“隔行如隔山”，但记者岗位提供了“海阔”、“天空”样的生活领域，这样就使梅汝恺有了一试身手的机遇。他懂得在生活中濡汲。当时他年轻，有热情，耳灵眼快手勤，又能刻苦耐劳，凡所见所闻所感，都能详记而录之。他从写略带文艺性的通讯开始（这类通讯写得很多），凡他所写的，隔日就能见报。到1951年，梅汝恺就敢于尝试新闻业务中的大器之作了：5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因采访深入，资料丰富，思路清晰，情绪饱满，遂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作品发表后，上海《文汇报》、《福建日报》等六家报刊作了转载。1952年成书，再版了7次。全国十多家报刊（包括几家全国级和大区级报刊）都发表专门评介，总署还对该书给予推荐、表彰。这就是作者的成名作《我在清水塘》一书产生的轰动效应。
      这种新闻意义的成功，极大地影响着梅汝恺以后的文学创作的路迹。新闻记者是宣传家，而文学需要的是更多的深沉和尽可能的永恒，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艺术地人生表现和人生思索。从新闻到文学的转辙，梅汝恺付出了十倍的努力。此后，梅汝恺调到出版社任文艺编辑。1954年，他写了一个16万字的长篇。1957年春，他写了一个短篇，主观上是想依从文学的自身功能，来表现人物和生活的原状，反右时却受到了批判，定性为“莠草”，几乎与“毒草”为邻。
      对于50年代早期的国家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灿烂辉煌，梅汝恺还是念念不忘的，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代人以终身的正面教益，使他们永远保持着“纯信之士、骨鲠之臣”的铁石之志。然而1957年冬，世事终于把梅汝恺推到了生活的险峻之处，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贬谪去了扬州，这一去竟损折了梅汝恺二十二载宝贵的华年。但梅汝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对文学的执着苦恋，“衣带渐宽终不悔”。期间，他写过长篇小说，也试过电影剧本，但因属“另册”之人，当日是无权发表作品的。
1966年，急风暴雨般的“文革”来到，梅汝恺又被发落去某图书馆，这却给他带来某种幸运，尽管这种幸运也是艰涩的。他带着“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的紧迫感，开始矢志于世界语言大师显克微支的辉煌巨著的选译。从1970年开始，梅汝恺系统研究了享誉世界的显氏伟构《火与剑》和《君往何方》。图书馆，使他有可能博览群书，从容揣摩。手中没有记录卡，他就从废纸篓里捡取各种色泽各具形状各类质地的碎纸片，从数以百计的典籍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录下近10万字的资料。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梅汝恺终于写成了长达5万字的《显克微支的创作及历史小说〈火与剑〉》和《评〈君往何方〉》两篇专论，从正面肯定了显氏的创作劳绩，努力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雄辩的论点为依据，批驳了国内外若干学者强加于显化的许多诋毁与诬陷，目的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封，恢复显氏著作的固有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