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孝昌县治自唐开元（721——741）年间移至澴水上游，故址在今孝昌县王店镇的黄城村附近，此地距孟宗的出生地直线距离约17公里，地缘较近确实便于李存勖更改县名时“就地取材”。

另外，从李存勖及其属下的官僚们的重门伐不重平民的禀性来看，他更改县名时对本地名人中有着显赫地位的孟宗不会不另眼相看。因为，李存勖即位时，对高官朱门是优待有加。即位之初，他即封“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而“豆卢革、卢程皆轻浅无他能。”但“上（指李存勖）以其衣冠之绪，霸府无僚，故用之。”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董永，也许他在李存勖眼中只是个流寓孝感的平民，不是土生土长的人物，而且，董永孝亲事迹的前半部分“鹿车载父”是发生在山东省博兴董永的老家，与孝感无涉，而且其社会地位十分低下，显然是不及孟宗位极人臣之显赫的。李存勖更改县名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现实情况的。

时下“孝感因董永卖身葬父孝感动天而得名”之说，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传说和假设来看，倒是无可厚非的，如果把它作为一种历史来看，则完全有失偏颇，应该说，李存勖于后唐同光二年（公元924）改孝昌县名为孝感县，虽说与董永有一定关系，但更多地倒是与孟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