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也就是发现藏经洞的第三年，敦煌又来了一位新知县汪宗翰。汪知县是位进土，对金石学、书法、诗词也很有研究。王道士把希望寄托在这位有学问的知县身上，企盼着他能解决好藏经洞的保护问题。王道士再次登上了"三宝殿"，向汪知县报告了藏经洞的情况。汪知县当即带了一批人马，亲去莫高窟察看，并顺手拣得几卷经文带走，汪宗翰取其中几件画像、经卷，其他命令王道士暂作封存。汪宗翰自己研究数日后，感觉这些文物古迹的珍贵，便将这几件画像和经卷托人带给了对很懂金石学的甘肃学政叶昌炽，一希望这位懂古迹的好友认真研究其价值，一方面也希望叶昌炽能够想到保护和处理藏经洞里大量文物的办法。叶氏研究后，自是知道其文物价值之重大，就建议藩台将此宝物运往省府兰州妥藏。光绪三十年三月英甘肃布政司命敦煌县令汪宗翰就地“检点经卷画像”再次封存，并责令王道士妥加保管，不许外流。但王道士等清正清廉、颇有学问的汪宗翰于1906年初调往兰州，黄万春（云南省保山人）、王家彦、张乃诚等新县令上任之后，就一直私自将画像、经卷盗卖给斯坦因等人。就这样，王道士不断地将这些珍贵文物卖往法国、英国、沙俄、日本等国的购买者，宣统二年（1910年），在敦煌文物运京保管之际，他又私藏若干。这批文物在运送途中，不断遭受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空前的洗劫！在这个过程中，汪宗翰发现其文物的珍贵价值，也以实物和书信的方式上报了藏经洞的情况，在任期间，做到了“就地封存”。汪宗翰为发现文物价值、真实上报文物价值、妥善保管封存文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904年秋，敦煌欠收，民众作乱，县令汪宗翰一方面出售自己的画作、书法等作品，还说服当地富庶人家捐钱捐粮，以助灾民度过困境，一方面又号召当地百姓秋种自救等。汪宗翰并不因为由吏部贬职地方县令而意冷，而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汪宗翰救灾政治有方，护文物有功，朝廷赏其戴花翎五品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