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父名仲卿，早逝，韩愈三岁时便成了孤儿，寄养在堂兄家中。韩愈自念是孤儿，从小便刻苦读书，无须别人嘉许勉励。
谪令阳山唐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夏秋之交，韩愈由国子监四门博士调任监察御史。半年内他两次上书皇帝，一次是“论宫市”，一次是“论天旱人饥”。

所谓“宫市”是皇宫派宦官到市场上强行购物（实为掠夺）。白居易的名篇《卖炭翁》反映的就是宫市之事。韩愈极论宫市之弊，希望皇帝下令废除。但由于积习已久，废除谈何容易。

韩愈论天旱人饥，是他从政之后的一件影响甚大的事。

韩愈在《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中说：“今年（贞元十九年）已来，京畿诸县，夏逢亢旱，秋又早霜，田种所收，十不存一。……至闻有（百姓）弃子逐妻，以求口食，拆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涂，毙踣沟壑，……伏乞特敕京北府，应今年税钱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内（腹内，当时俗语，意思与后来的‘名下’相同），征未得者，并且停征，容至来年蚕麦（蚕丝上市，麦子收割的时候），庶得少有存立（勉强可以过活）。

这篇奏状上呈之后，德宗皇帝李适（kuò），不仅没有采纳韩愈的建议，反而在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将其贬至阳山行县令。

韩愈贬阳山还有一个原因，据韩氏的侄女婿李翱说是“为幸臣所恶”。
幸臣指李实，时任京兆府尹，他不止一次地对德宗说：“今年虽旱，而谷甚好”，因而不顾一切地严征暴敛，以致民不聊生，纷纷出逃，饿殍曝露沟壑，无人掩埋。韩愈敢于把百姓遭受的痛苦全盘揭露出来，自然要触怒幸臣了。

按照唐代惯例，远贬之臣，必须立即启程离京。韩愈写于阳山的《同冠峡》诗有：“南方二月半，百物亦已少”句，此诗作于贞元二十年，同冠峡在阳山城西七十里，可见韩愈在当年二月已经到达阳山。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三日，唐德宗去世。正月二十六日，李诵即位，是为顺宗，二月二十四日大赦天下。唐制规定，赦书由驿站传递，日行五百里。长安到阳山约三千八百里，中间须经商洛，过湖北，上湘江，经潭衡，然后逾岭。阳山当时属连州，连州属湖南道，湖南观察使衙门设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市）。大赦令辗转经潭州，连州转送，到阳山时最快也需到三月中旬。但是，大赦令不等于新的任命，韩愈还得等待新的任命。
这样，他北上郴州待命，最早已是四、五月之交了。韩愈离阳山途中的《缩龙宫滩》诗云：“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恰是夏季阳山山洪暴发，江流悍急的写照。久居阳山的人对此深有所察。
由上所述，韩愈贬令阳山，前后跨三个年头（即贞元十九年至贞元二十一年），实际在阳山居留足有一年又两个月，恰为他在潮州时间的一倍（韩愈在潮州的时间，由于历史上偏重其贬官潮州的研究，早已肯定为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十日，仅七个月，有人说八个月，乃虚数。

韩愈令阳山的政绩及对后世的影响政绩，是指官员在职办事的成绩。
韩愈令阳山，《新唐书·韩愈列传》说其“有爱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李翱在《韩公行状》中说公在阳山时“政有惠于下，及公去，百姓多以公之姓以名其子。”今人陈新璋教授在《韩愈传》中说：“由于韩愈的到来，后人曾把阳山改为韩邑，把湟川改为韩水，把牧民山改为贤令山，甚至还有望韩桥、望韩门、尊韩堂等纪念性的名字，多少可以反映出韩愈在阳山时政绩的一斑。”

笔者根据查阅地方文献（《阳山县志》、贤令山摩崖石刻之景韩诗文等），获得了一些关于韩愈令阳山的政绩材料，概括说来有：

一、带来了中原文化。
清·黄商《登读书台》：“民知礼义自公始，贞元迄今垂千年。迩来风俗皆移易，草木郁葱山娟娟。”
清·陈廷《读书台》：“化到瑶蛮后，荒隅礼教成。当时亲父母，此日重师生。”
清·符翕《登贤令山为韩文公读书台有怀往事而作》：“左迁来岭表，山城修百政。名教渤然兴，俗浇涤辄净。宣化期年间，膏泽万家庆。”

清·萧丙坤《重摹韩公“鸢飞鱼跃”赋诗》：“大贤所至物与化，殊俗尚雅驯无猜。” 从上列诗篇看，韩愈在阳山推行礼教是颇有成绩的。所谓礼教，就是儒家所提倡的礼治教育。众所周知，儒家思想是典型的中原文化。韩愈在阳山推行礼教，也就是在阳山传播中原文化，既然成绩颇佳，当然是其政绩。

二、改变了阳山百姓谋取生活资料的方式。

清·万承风《谒韩文公祠即次公〈衙斋有怀〉韵并寄王明府》：“昔闻湟关南，异俗真可吒。山居杂瑶壮，猎食薄耕稼。……户不闻诗书，日唯追獐麝。自从韩公来，礼义为策驾。务本习渐移，农桑朱无价。入耳有弦歌，从禽废弋射。”

清·仪克中《阳山志游次昌黎先生〈县斋有怀〉韵当陆明府》：“……自今美山水，在昔鲜禾稼。……贤令癖畴畛，通儒广耕藉。”

从上列诗篇看，阳山百姓原来是不重视农耕、以狩猎为生的，韩愈来后便改为农耕为生了。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这种谋取生活资料方式的改变，是一大进步，当然也应算作韩愈在阳山的政绩。
韩愈令阳山，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表现在：

一、在历代官吏（包括途径阳山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心目中，韩愈是他们景仰学习的楷模。
“雅怀继高躅，逸吟别后微吟·白云自千古，可望不可寻。”
（李调元《谒县署韩文公祠小憩两松亭》）李调元，清乾隆进士，文学家，著作颇丰，历任广东学政使，直隶通永道。他在诗中既推崇韩愈的言行、诗文，而且还表示无限缅怀。

“芳躅真难继，清流尚可沿。”（陈子芳《秋祭昌黎读书台有感》）陈子芳，明嘉靖年间曾任阳山知县。他说在言行方面要做到韩愈那样是很难的，但对其高洁的品格是应该学习的。

“昔公来谪今吾遁，只抱斯文独咏叹。”（简朝亮《谒韩文公祠》）简朝亮，近代学者，他是“戊戍变法”领袖人物康有为的同学。“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因惧牵连于光绪庚子年（公元1900年）来阳山避难。“只抱斯文独咏叹”，“斯文”指韩愈的《论天旱人饥状》。他叹什么？
唐德宗、慈禧太后都昏庸，不仅不采纳贤臣的诤谏，而且还对贤臣进行严酷的迫害，当然是可叹的，但简氏并未参与“戊戍变法”，却因惧牵连而遁，同韩愈为民请命而无畏惧相比，简朝亮也许是羞于自己缺乏勇气而叹了。

“阳山终不穷！天下知韩公。至今贤令山，何人继高风？兹邑郑御史，察弊及邑中，奏言莺粟花，捕博嚣争雄，行旅苦盗贼，是皆疾必攻。”（简朝亮《登贤令山》）

郑御史，指郑士超，阳山人，乾隆进士，嘉庆年间曾任监察御史。简朝亮认为，郑士超是继承了韩愈的高风亮节的人，是一位能够察弊直谏的贤臣。于此可见，韩愈的影响已由精神化为人们的行为了。
二、激发了阳山人兴办学校的积极性。

据《阳山县志》记载，元之前，阳山县已有学宫。明则有明伦堂和仰止书院之建，清代学校骤增，县城有阳溪书院，光绪年间又在韩山书院（原名阳溪书院）开办速成师范学校。明代起，近城和各乡设社学，清代又有增设，《阳山县志》所载社学名称就近二十个。清·简景观（阳山人，曾任长乐县训导）说：“办学校以教育人才，”“（文风）惟教化实操其所以盛衰之权。”
他在《通儒社学记》中写道：“吾邑自昌黎韩文公莅治之后，已革其夷面鸟音之陋矣。当是时，南海名士区册，区宏等来从公游，邑之为士者相与切磋砥砺，诵诗读书，彬彬儒雅，虽未登科甲（按：此说不确，宋明、清诸朝，阳山都有人中进士，明、清两朝中举人者就更多了），文风已有可观，岂非韩公之教化所由致哉？”可见韩愈的影响在阳山是十分深远的。

韩愈写于阳山的诗文及阳山历代景韩诗文，韩愈阳山遗迹及阳山景韩古迹韩愈一生最重要的成就就是文学，被后人推崇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贬谪阳山任县令期间，写下诗近三十首。其中出名的作品有：叙述个人前半生经历的《县斋有怀》，排斥佛教的《送惠师》、《送灵师》，久蛰思启的《叉鱼》，劝勉后学的《刘生》，针砭时弊的《杂诗四首》等。还写了六篇文（包括赋一篇），其中名篇有《燕喜亭记》、《送区册序》、《五箴》等。

阳山历代景韩诗文大多以石刻（包括摩崖石刻和碑刻）形式保留下来，还有些虽未刻石，但却载诸《阳山县志》。作者大可分为三类：一是阳山本地人；二是外地来阳山作官的人；三是途经阳山的人。写作时间最早的为北宋康定年间，最迟的为清光绪年间。这些诗文石刻，至今还保存完好的或字迹基本清晰的约有百件。作品的内容不乏史料价值，特别是有关韩愈令阳山时的政绩的材料甚多。

由于韩愈令阳山“有爱在民”，所以韩氏在阳山留下的墨迹，游息的地方，百姓们均视为珍宝，悉心保护。现今尚存的有六处：

一是《千岩表》及其铭语石刻。现存于县城北贤令山读书台前。“千岩表”三字横书于石峰上。旁列铭语四句：“万石之中，巍然雄尊。与岁寒君，心契无言。”

二是《远览》诗刻。现存于贤令山游息洞口石壁。诗曰：“所乐非吾独，人人共此情。往来三伏里，试酌一泓清。”前有“无览”二字作题，后有“退之”署名。

三是《鸢飞鱼跃》题刻，后有“退之”署名。阳山现存三件：一为摩崖石刻，存贤令山打字崖；二为碑刻，其中一件为钱条刻，均置县城北山寺。

四是游息洞，在县城北贤令山。相传韩愈令阳山时，常到此游息，洞口有明万历中知县赖一鲤题字：“韩文公读书处”。

五是读书台，在贤令山上。相传韩愈常在此读书。台下有远览亭，亭内有明弘治中连州知州曹镐所刻韩文公像（线条碑刻）。按：远览亭旁石壁，景韩诗刻甚众。

六是钓鱼台，在县城阳山中学内。相传韩愈曾与区册在此垂钓。现存有钓矶亭，宋嘉定年间始建。（以上六处，均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