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黄河上的著名渡口——蒲津渡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古蒲州城西门外黄河东岸，历史上著名的蒲津桥和唐开元铁牛也位于此处。后因黄河东移，开元铁牛等没入水中，悄然消失。20世纪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据当地老人回忆，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50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

1988年，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铁人，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铸于唐开元十三年（ 725），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镇河铁牛”。因黄河变迁，逐渐为泥沙埋没。

20世纪40年代，河水沿蒲州西城墙外流过，枯水季节，下水还可摸到铁牛牛角，行船还有被牛角挂伤船底的情况。

50年代后，三门峡库区蓄洪，河床淤积，再加上河水西移，到了六七十年代铁牛已被深埋于黄河水面下2米有余的河滩里了。

1988年，永济县博物馆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的查访勘探，于次年8月发现并出土了唐开元铁牛、铁人，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墙51米，距西城门 110米。

1998年8月由永济市博物馆在蒲津渡遗址上发掘出的。出土铁牛有四尊、铁人四个、两座铁山、一组七星铁柱和三个土石夯堆。黄河铁牛的出土，是建国以来我国首次发现黄河古渡口遗址，四尊铁牛也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重量最重(每尊45t～72t)、历史最久、工艺水平最高的珍贵文物，在国内外极为罕见。

文物结构

开元铁牛是蒲津渡遗址最突出的文物，位于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东岸。后因黄河东移，开元铁牛等没入水中，开元铁牛是蒲津渡遗址最突出、保存最完整，最具观赏价值文物，明代地层距地表约7米。四尊铁牛旁各有一铁人，如牧策牛。铁牛分南北两组。两牛一组，前后摆列，面朝西。铁牛等为唐蒲津桥遗物，排列仍如前桥头所列，可领略大唐盛世筑桥工程一斑。

铁牛每尊高约1.9米，长约3米，宽约1.3米，牛尾后有横轴，直径约0.4米，长约2.3米。轴头有纹饰，各轴不同，分别有连珠饰、菱花、卷草、莲花等。

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两眼圆睁，呈负重状，形象逼真。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2.33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宽0．6米。四牛四人形态各异，大小基本相同，据测算，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下有底盘和铁柱，各重约40吨，两排之间有铁山。

牛造形生动，前腿作蹬状，后腿作蹲伏状，矫角、昂首，牛体矫健强壮，尾施铁轴，以系浮桥。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径0.4米，长约3.6米的铁柱斜前连接，每根铁柱分别有反向出伸铁足各一，功能同地锚。在铁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铸范缝痕迹，可观察浇铸、范块痕迹，分析出铸造的工艺技术。

文物价值

黄河蒲津渡遗址的发现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金铸造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成就，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黄河变迁、环境考古以及黄河治理等方面提供了珍贵资料。

保护状况

铁牛重见天日，保护工作却步履艰难。几经争论，有关部门选择了山西省文物局的保护方案：就地提升，即：把铁牛、铁人、铁柱等从原地提升12．2米，在地表以上恢复原貌，露天陈列；其它遗迹如唐代、明代建造的部分石堤、台阶以及在铁人周围用石块铺设的地面也将在地面上复原，而原址将被回填埋没。

山西省文物局考古研究专家说，铁质文物的保护至今依然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再加上实际施工中遇到的困难远远超出事先预计：用什么样的工具提升，如何做铁牛底架，采取何种办法使其在不受任何损伤的情况下安全着陆，如何防锈除锈等，一直困扰着专家。

主要作用

巨型铁牛除了起固定索桥作用外，还有多种作用。《易经》说；“牛象坤，坤为土，土胜水”。古人云：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铸铁牛置于河岸，对肆意泛滥的黄河水是一种震慑，象征着拦挡洪水、征服水患，造福于人民。古人讲究阴阳相对，在铸造铁牛的同时，也铸造了四个铁人、七星铁柱。七星柱则代表天(仿天上北斗七星布局)，这样天、地全有(铁牛为土，亦即地)，囊括宇宙。其实，七星铁柱不过是拴船的桩子，与铁牛融为一体充作舟桥索桩而已。伫立铁牛旁的铁人，也和铁牛一样扮演着索桩的角色。著名桥梁专家唐寰澄先生称赞铁牛、铁人说；“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有实际功能的艺术珍品，是技术和艺术有机结合的典型，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