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弘农广川人（今河北省枣强县）。少年时代的董仲舒师从胡毋生治《公羊春秋》，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他以博学多才、精通《春秋》而被征为博士。汉武帝即位后，下诏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以“天人三策”应对，提出“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任德教而不任刑”等主张，受到汉武帝的重视，也为此后确立儒学一尊奠定了思想基础。　　董仲舒历任江都相、胶西相，曾因议论阴阳灾异被人构陷下狱，后被免罪，于是辞官回到故居以修学著书、教习弟子为业，成为当时备受尊崇的大儒。由于董仲舒在儒家经典尤其是《春秋》学上有着精深的造诣，史书对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称他是自汉初到汉武帝百年间传《春秋》公羊学的学者中水平最高的一位；班固在《汉书·五行志》也说，“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把他看作是汉代儒学的一代宗师。在他辞官赋闲在家的数年里，朝廷中每有重要事情商议，汉武帝都会派使者到他家里去咨询对策，足见当时他的学术声望之高。

董仲舒的著作，大多阐发儒家经典教义，《汉书》记载称“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其中关于论述《春秋》微言大义的篇章，如《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都被后世学者搜集在《春秋繁露》一书中。这些都是现今探究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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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春秋》决狱”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后，儒家学派的独尊地位被正式确立下来，也就逐渐形成了以儒学为主导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并对立法和司法活动起着支配的作用。其主要表现就是以大儒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之风的兴起。《春秋》是一部由鲁国史官记录的上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这242年春秋史的史书，因其字字寓褒贬，历来被史家所重视。

董仲舒是治《春秋》的大儒，在立法方面，他就强调以《春秋》微言大义为依据，提出了“君亲无将，将而诛焉”、“亲亲得相首匿”、“恶恶止其身”、“原心定罪”等原则。也就是说，他把《春秋》看成是治国理民的法典，凡是遇到政治、法律等一切疑难问题，他都要从《春秋》中找到答案，并按照《春秋》精神，从理论上加以论证。据史载，董仲舒曾作《春秋决狱》十六卷，收集以《春秋》经义断狱的判例二百三十二则，如今大多已散佚，少数散见于《太平御览》、《通典》、《白孔六贴》等书中。这里我们选取三则案例来加以说明：

案例一：时有疑狱曰：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乙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乙，甲当何论？仲舒断曰：甲无子，振活养乙，虽非所生，谁与易之。《诗》云：“螟蛉有子，蜾赢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

甲无子，在路边捡到一个弃儿乙，于是收养为子。乙长大后犯了命案，告诉了养父甲，甲于是悄悄将乙藏匿起来以逃脱罪责。对于养父甲的包庇行为该如何判？

仲舒给出的答案是：甲无罪。因为按照《春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亲亲互隐”的原则，父亲包庇儿子罪行，虽属违法，但主观上是父亲对儿子的慈爱之心，符合社会伦理道德。

案例二：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之，甲当何论？或曰殴父也，当枭首。论曰：臣愚以父子至亲也，闻其斗，莫不有怵怅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诟父也。《春秋》之义，许止父病，进药于父而卒，君子原心，教而不诛。甲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

甲的父亲乙与丙争吵引发斗殴，丙用刀刺伤乙，乙的儿子甲见状于是抄起木棍还击丙，不巧误伤了自己父亲，甲的罪责该如何论处？

从客观上看，甲误伤乙，是事实，乙是甲的父亲，也是事实。故而有人认为，甲殴伤自己父亲，应当处以斩首。这是自秦代延续下来的“客观归罪”的审判风格。董仲舒反对这种简单武断的审判方式，认为不应当判处甲有罪。他引《春秋》中所记载的一个古代判例“许止进药”的故事，并从该案中引申出一条法律原则——“原心论罪”，即根据主观动机来判定罪责。在这个案件中，由于父子至亲，儿子眼见父亲被殴打，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想要相救父亲的心理，不想却误伤父亲，但其主观动机却是要保护父亲。所以在这桩“殴父”案中，甲的主观动机符合孝道，故甲应属无罪。

案例三：甲夫乙将船，会海风盛，船没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论？或曰：甲夫死未葬，法无许嫁，以私为人妻，当弃市。议曰：臣愚以为《春秋》之义，言夫人归于齐，言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听从为顺，嫁之者归也。甲又尊者所嫁，无淫行之心，非私为人妻也。明于决事，皆无罪名，不当坐。

甲的丈夫乙驾船出海，遇到海风而船翻，乙溺亡，尸体沉入大海而不得安葬。数月后，甲的母亲又将甲改嫁，甲的行为该如何论处？

有人认为，甲的丈夫溺亡大海，尸骨无存，无法入土安葬，其情形属“夫死未葬”，依习俗甲应为夫守节，不得改嫁，然而甲却私自嫁为人妻，则应判处甲以弃市极刑。董仲舒则认为，依据《春秋》之义，符合两种情形者可以改嫁，一是被夫家遣送回娘家（被夫家休掉），再者是夫死无子。在封建家长制为主导的社会意识中，女子的婚姻大事应由父母做主，甲的丈夫已死，又遵行父母之意改嫁他人，并非是自己私自改嫁，本人并没有淫乱败德的行为。故甲的改嫁行为正当，甲应属无罪。

以上案例的处理结果都是“不当坐”，即不对当事人进行刑事处罚，反映了司法实践上的宽和态度。还有一个相同之处就是引文中句句离不开“《春秋》之义”，这说明董仲舒都是援引《春秋》经文中的思想来作为自己判决的依据。他创制的这些判例，尽管是由于适用古老的判例而形成的，但对今后同类审判活动也具备一定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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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决狱”在汉代的盛行

董仲舒开创的“《春秋》决狱”的审判理念对于汉代的政治思想和法制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引用儒家经义为依据去裁决疑难案件甚至已成为当时的一种风尚。据《汉书》载，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在审理淮南王叛乱后诸侯互相包庇一案时，就引用《春秋》大义，义正词严驳斥那些王侯贵戚，受到武帝的极力称赞。宣帝时，廷尉于定国喜学《春秋》，执法严谨，同情鳏寡孤独等弱者，审案时往往依从“轻刑慎罚”原则给予宽大处理。和帝时，廷尉陈宠每遇大小疑狱不能裁决时，常从《春秋》、《左传》文中寻找判例，且必以宽恕之心判案准则。可见这种审判方式在汉代已是蔚然成风。

“《春秋》决狱”这种审判方式，是在汉武帝时儒家思想已确立其统治地位，而封建法制又不完备的情况下盛行起来的，它实际上是在宣布，儒家经义具有等同于甚至高于现行法律的价值，儒家思想已经渗透到司法领域，贯穿于每一个法律条文的解释当中。可以说，儒学在官方法律中已具备了强大的统治力和影响力。

此后，“《春秋》决狱”受到了许多正直开明学者的效仿。近代学者程树德著《九朝律考》一书，其中就有“汉有《春秋》决狱之例”一节，列有案例25则之多，又有“汉论事援引《春秋》”一节，列有31例，足见当时对于《春秋》经义的重视。所以说，在“独尊儒术”思想背景下产生的“《春秋》决狱”之风，是封建社会早期法制进程的一大进步，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秦以来法令过于严苛的偏差，减少了冤假错案的次数，也申明了国家法纪，整肃了社会风气，其积极作用自不待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