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关于吴承恩此人此事最早的明确记载
《射阳先生存稿》；此书是吴承恩逝世后，第一次刊刻是由于当时吴承恩的一位朋友陆遥，他收集了亡友吴承恩数量可观的遗文；丘度所以才下定决心编撰刊刻其舅姥爷（吴承恩）的存世诗词文赋；遂“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得其友人马清溪、马竹泉所手录，又益以乡人所藏”，请吴国荣及吴承恩生前的“忘年交”张以衷、蔡世卿相与校勘，“汇而刻之”，共分为四卷；据吴国荣在为《射阳先生存稿》所撰的“跋”中记载“庶几存十一于千百”，其余大部分作品可惜皆散失殆尽了，时间是万历已丑仲春七日，即万历十七年二月初七，也就是公元1589年农历二月初七；次年万历十八年即公元1590年由陈文烛作序刊出。
第二次刊刻《射阳先生存稿》的时间大约是在万历四十年即公元1612年左右，补充了一些遗文，但根据吴承恩生前一贯的“务精不务博”主张，又删去了不少当时认为无用的内容。
附：陈文烛《射阳先生存稿序》：
“吴汝忠卒，几十年矣。友人陆子遥收其遗文，而表孙进士丘子度梓焉。问序于陈子。往陈子守淮安时，长兴徐子与过淮，汝忠往丞长兴，与子与善，呼酒韩侯祠内，酒酣论文论诗不倦也。汝忠谓文自六经后，唯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唯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缥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今观汝忠之作，缘情而绮丽，体物而浏亮，其词而微而显，其旨情而深，《明堂》一赋，铿然金石，至于书记碑叙之文，虽不拟古何人，班孟坚、柳子厚之遗也；诗词虽不拟古何人，李太白、辛幼安之遗也。盖淮自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诸人，咸有声艺苑，至宋张耒而盛。乃汝忠崛起国朝，收百代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沉辞渊深，浮藻云峻，文潜以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汝忠与宝应朱子价自少友善，其文名与之颉颃，乃子价为太守，而汝忠沉下寮。兹稿出，当与《山带阁集》并传，射阳、射陂之上，有两明珠也。因缀数语，冠于简端。万历庚寅夏日五岳山人沔阳陈文烛撰”。
注：陈文烛，籍贯四川沔阳，进士，曾任淮安知府、南京大理寺少卿；吴承恩的文友；徐子与，即以复古散文盛行于明中期文坛“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浙江长兴（今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人，吴承恩任长兴县丞时相识交往，吴承恩自长兴返乡后徐中行曾在途经淮安时过访；陆贾、枚乘、匡衡、鲍照、赵嘏诸人俱为历代淮安名流；张耒，字文潜，北宋“苏门四学士”之一，淮安人；朱子价，即曾任江西九江知府的嘉靖年间知名文士朱曰藩，吴承恩孩提时代的文友之一，江苏宝应（今江苏省扬州市宝应县）人，撰《山带阁集》。
射阳、射陂，指古代与淮安毗邻的射阳湖。
万历庚寅夏日，即万历十八年夏，公元1590年。李维桢《射阳先生存稿序》：
“……率自胸臆出之，而不染于色泽，舒徐不迫，而亦不至于促弦而窘幅。人情物理，即之在耳目之前，而不必尽究其变。盖诗在唐，与钱（钱起）、刘（刘禹锡）、元（元稹）、白（白居易）相上下；而文在宋，与庐陵（欧阳修）、南丰（曾巩）相出入。至于扭织四六若苏端明，小令新声若《花间》、《草堂》，调宫徵而理经纬，可讽可歌，是偏至之长技也。大要汝忠师匠意，不傍人门户篱落，以钓一时声誉，故就所如此。……汝忠善吾郢人陈玉叔，玉叔行其集，盛有所称引。今勋卿丘公汝洪者，母夫人于汝忠为出礼称离孙。丘公念母而念母之舅氏，复搜玉叔未及录者，已，病其太繁，属不佞校删而为之序。”
李维桢，明嘉靖、万历年间人，是吴承恩同时代的文友。
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
“射阳先生髫龄，即以文鸣于淮，投刺造庐、乞言问字者恒相属。顾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兴倅，又不谐于长官，是以有荆府纪善之补。归田来，益以诗文自娱。十余年以寿终。奈绝世无继，手泽随亡。乌乎伤哉！昔人谓生前富贵，死后文章，先生所值，一何奇也！文福难兼齐，而造物忌多取，信矣！
丘子汝洪，亲犹表孙，义近高弟，从亲交中，遍索先生遗稿，将汇而刻之，庶几存十一于千百，为先生图不朽耳。谋诸荣，荣以张子以衷、蔡子世卿，皆辱先生忘年交者，相与校焉。夫三子何能供是役哉？鱼豕之讹，不免矣。独念先生尝谓近之刻者，类博而不精，嗟乎斯刻也，倘曰精焉，世必有知先生者矣。
万历已丑仲春七日通家晚生吴国荣顿首书”。
注：万历已丑仲春七日即万历十七年二月初七，公元1589年农历二月初七。
据吴承恩逝世四十多年后即天启年间（公元1621—1627年），淮安府编撰的《淮安府志》对吴承恩其人其事亦有收录；
《淮安府志 •近代文苑》（卷十六人物志二）：
“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
《淮安府志•淮贤文目》卷十九艺文志一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